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无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主导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是对逐渐东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解释、再创造的过程，也是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批判和继承的过程。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李大钊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不仅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而且对实证主义史学和相对主义史学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其后，郭沫若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种种责难，确认并捍卫了历史唯物论是历史学指南这一根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史坛，成为主导潮流。40年代后，以侯外庐为代表，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重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走向成熟。
    大体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他们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既不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所认定的科学方法，也不是相对主义史学家所编造的各种唯心史观，而是由于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李大钊明确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22]（第294 页）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史观，就在于它“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缘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23]（第5页）。因此， 谁能在历史学领域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谁就能找到解释中国历史之迷的钥匙，就能得出符合中国历史真象的科学结论，就能从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中抓住本质，发现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过去一切旧的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之所以不科学，“从根本上说起来，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限制他们不敢面向真理，有时甚至不得不点缀历史和伪造历史。同时，他们的狭隘的宇宙观，又规定他们无力去解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他们所写下的历史书也就不会有科学的价值”[24]。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客观的，就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去发现和揭示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自身利益是同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用不着掩盖和歪曲历史真象。
    第二，主张理论和史料的结合。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没有史实依托的空论，它必须以史实作为分析和评价的基础。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把史学分为两部分：一是记述历史，二是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在谈到“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时，李大钊指出：“历史理论和历史记述，都是一样要紧，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研求”，而“历史理论家欲图历史理论的构成，必须抱着为构成历史理论的准备的目的，自己另下一番工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因此，“关于考证各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对此努力，仍不可一日懈”。它是“史学第一要义”，是“史家的重要职分”、“史学家的要务”[25]（第640-641页、 728页、729页）。郭沫若在以恩格斯的《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对中国殷周历史进行研究时，发现《周易》、《诗》、《书》等古文献出现的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定，因此，他从以古文献为基础研究历史，迅速地转到甲骨、金文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等10余部著作。他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与实证主义者不同，他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第一性资料尽可能全面的占有、鉴别、处理和研究，去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真象。如他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26]（《甲骨文研究》序）他重视卜辞记载中社会之研究，认为“食货为人类社会之基础，殷代社会之真相具在此中。殷时已驱使奴隶从事生产事业，奴隶得自俘虏，故以征伐次之。”[27]（《卜辞通纂》述例一）通过卜辞中“众”、“众人”、“民”、“奚”的分析，证明“殷代确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种”[28]（第17页）。从而得出了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的结论。
    第三，主张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可以将求真（科学性）与致用（革命性）完美地结合起来。科学性，即是对历史真象的揭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革命性，即是用科学的结论指导人生、认清现实、预测未来。强调史学的现实功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李大钊的强调的“为人生”、“为个体”，到十年内战时期的“为革命”、“为阶级”，一直到抗战时间“为民族”、“为救亡”的治史宗旨，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吕振羽曾指出：“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现实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我们已经把握着现实，我们只须从历史的探究上来更强调现实的动向；我们要积极的去探究历史，但我们要更积极的去解决现实，这而且有其不可分离的统一性。”[29]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识。
    从理论上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致有以上特点，但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偏差。由于弥漫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解和宣传，不可避免地有其严重局限性，即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的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普遍权威性，极易造成史家对“本本”的盲从，而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使大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只是发现已经发现的规律，而忽视对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探讨；自信只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即可得出科学的结论，而缺少对史家主体问题的研究；在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对科学性的关注。关于这些偏差，将另文论述，在此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