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问题在于，人们应当怎样对待它们，尤其是应当怎样看待野史的撰述及其价值。
    在史学史上，自唐宋迄于明清，野史笔记为许多史学名家所重视。关于对野史之价值的评价，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说，宋人洪迈是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学人。他曾举魏泰《东轩录》、沈括《梦溪笔谈》二书所记真宗朝史事中的三事有误，乃断言“野史不可信”（《容斋随笔》卷四）。此外，他又指出陈无己《谈丛》“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并举出四例证之（《容斋随笔》卷八）。他还指出孔毅甫《野史》一书所记本朝事多有不确处，疑其为魏泰所作（《容斋随笔》卷一五）。可见洪迈对野史是很关注的，他的批评也是很认真的。然其所谓“野史不可信”的断语却失之于偏颇。宋人高似孙提出另一种见解，他详考《资治通鉴》所参考的文献“二百二十余家”，除诸正史外，采用野史笔记甚多，并举例说明所记“皆本末粲然”，认为：“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讲到《资治通鉴考异》时指出：“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老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元年七月，胡三省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野史笔记的真正价值。明末人喻应益也是推崇野史的，他甚至认为西汉以后“安冀国有信史，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同时，他也指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路”（《国榷》喻序）。这是推崇野史而又认识到野史的缺陷。清人昭梿论金、元史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騢录》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濂）、王（祎）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条）昭lián梿认为，众多野史可以作为撰述正史的材料来源之一。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持这种见解。他还举出若干史例，证成其说。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过分抬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我们在对待野史、野史和正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应比前人有更多的理性认识：一是应有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二是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应有批判继承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观点，前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得失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引言）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偏颇和缺陷及其在史学上毕竟又都各有长处而“不可废”的道理，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史上的确论。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有关概念，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论意义。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所谓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一是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作综合的评价，不应作孤立以至于对立的看待；二是对野史本身的长短应作辩证的看待，以避免陷于偏颇的误区；三是由此而及于全部史学遗产，亦应作如是观。
    关于历史主义的观点。不论是对野史、正史，还是如王世贞所说的国史、野史、家史，都应作历史主义的看待。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文史通义·文德》）章学诚讲的“文德”，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纪传”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今天我们对待“正史”、“野史”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批判继承”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可“酌”，有“善”可“择”，因而受到“通人君子”、博闻学者们的重视。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