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北京铺户买办的历史变迁
    明代政府消费的物料，除来自夏税秋粮及各地土贡外，就是承继宋元的和买、买办。关于明代的买办，《明史》对此有记载：“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于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29]这段话粗略地描述了有明一代买办之役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变化：起初，各地仍需上供本地特产——“任土作贡”，即“岁办”；后来有“采办”——官府出钱，在市场上采购物料，铺户当行买办；其后，又实行召商买办物料。
    根据明代买办所呈现出的特点，北京铺户买办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买办制度的建立时期
    在目前所见明代的材料中，“铺户”一词最早出现在洪武二年(1369年)：“又定时估，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物货，并仰随即给价……毋致亏损于民，及纵令吏胥、里甲、铺户人等，因而克落作弊。”[30]这段材料清楚表明，虽受到法律的禁止，但明初“铺户”的确存在，其职责是为上司收买物料。真正建立铺户买办制度则要到永乐朝。
    永乐十三年(1415年)二月二十三日，是日“早，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那军家每既在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料，他怎么不肯买办，恁户部行文书，去着应天府知道，若有买办，但是开张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等，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31]仔细阅读上引材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永乐十三年前民籍铺户已承担买办，而军籍铺户却推避不当，④而永乐十三年的诏书很明确地说明永乐朝的南京城的居民(不分军民)凡开张铺面，必须以铺中物料提供给官府。可见铺户不是一种户籍，不然就不能解释铺户中有军民等籍人户，后文另有论述。
    早在永乐六年(1408年)就有关于豁免北京军民买办徭役的规定：“(永乐)六年六月庚辰，诏谕北京诸司文武大臣曰：北京军民数年之前或效力戎行，或供亿师旅，备历艰难，平定以来，劳悴未苏。比以营建北京，国之大计，有不得已重劳下事之人，然隐于朕怀，不忘夙夜……自今北京诸郡不急之务及诸买办悉行停止。”[32]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追忆北京铺行的文字所指应该是永乐迁都北京后的情况。[33]铺户的买办之役首先是当行买办——卖物当行，即沈榜所称“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34]与顾起元所说“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卖物则当行……初令各行自以物输于官”[35]是同一个意思。卖物当行的承担者主要是城市的坐贾及兼手工业、买卖于一身之人，也包括媒人行、挑担行、轿子行等脚夫苦力。
    宣德元年(1426年)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戈谦揭露“朝廷买办诸色物料，有司给价十不及一，况展转克减，上下糜费，至于物主所得几何，名称买办，无异白取”。[36]
    总的来说，明初洪武至宣德，这一时期铺户及买办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又与当时的实物财政有很大关系；即使是采办物料，也强调在出产地收买，或许出于减轻京师铺户的采办负担的考虑。
    (二)买办制度的发展时期
    《明史》认为官府物料之采办在英宗时开始兴盛，成化以来“天下常贡不足于用，乃责买于京师铺户”。[37]正统九年(1444年)，下令“岁用果品厨料，照旧支领官钱派买，不许于存留粮内折征。又令凡遇造作等项急用物料，止于官库关用，有不敷者方许具奏，先给官价派买”。[38]这一规定，将“岁用果品厨料”限定在必须买办的范围内；同时又留下伏笔，急用物料而官库不敷，仍可以买办。
    明代中央各官署岁用物料中纸的需求一直很大，时人称京师宛、大二县铺户不能按时上纳钦天监造历所用黄白榜纸、书籍纸，故景泰四年(1453年)朝廷一度停罢纸的买办。[39]成化十年(1474年)十月，针对宛、大二县铺户买办不能立即获得物料价值，而要等待很久才能领钞于内府；其买办日多，长期积累起来的物料总价越来越多，而价钞自此寝乏，[40]宪宗下令“给内帑钞三百三十一万贯有奇，偿大兴、宛平二县铺户买办物料之直”。[41]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至成化末仍有拖欠给价的事情发生。[42]成化十二年顺天府尹邢简揭露了宛、大二县及通州铺户在承担买办时，铺户先垫资，待上纳物料后再估价给钞，“虽称给与官钱，实民间出钱买纳”，铺户之贫者不得不向富家贷钞垫付料价；领钞时往往又受到内库管事人役的刁难勒索，故建议在外司府每年用所属户口、商税等项钱钞采买物料上供，若数不足，再令户部从所管仓库中拨补。但凡遇有买办，邢简建议能随时给价，以防侵欺。户部同意所奏。[43]此外，成化十二年始有诏令对北京宛、大二县及通州的铺户按十年一次，进行清理。[44]
    正统至成化，铺户所承担的买办较之前几朝已经制度化了，虽然在某些时候还有回复到各地岁办物料的倾向；[45]同时买办中的种种弊端也大量出现，已有材料显示导致京城中下层铺户“无所经营，多至失所”，[46]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破坏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故此时期虽有大量游民在京师游荡，却未见大规模的城市居民的逃亡现象。
    (三)当行买办向召商买办的过渡时期
    弘治、正德两朝时间不长，只34年，却是当行买办向召商买办过渡的重要时期。
    弘治十五年(1502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奏请裁减光禄寺岁办物料，[47]但弘治十七年(1504)闰四月间仍有官员反映“光禄寺供应猪羊等料，比旧加至数倍”，建议裁革。[48]20多天后，光禄寺卿艾璞对此辩称：“本寺磨户多投充酒醋者等户，避重就轻。先年虽经清查，旋复废格，以致数少，贻累铺行，乞遂一清查，应当前役为便”，孝宗同意其请求。[49]正德朝光禄寺买办中的弊端依旧：“近者供应大繁，自正德七年十二月至八年正月，两月之间牲果等价费至二万一千五百余两，遇有缺乏，多于铺行赊贷，又不得以时给直，役重累深”，虽然皇帝下令光禄寺撙节用度，但仍不能杜绝铺户因此而逃亡。[50]
    这一时期买办的特点有：铺户出银代役，官府收到铺行银后召商买办以及随之出现的铺行编审。
    弘治十五年之前，因通州距京路途遥远，铺行赴京买办不便，科道官奏请将通州铺行分为三等九则，出银代役。弘治十五年通州张家湾铺户蒋松建议，经巡抚同意，依照门面房屋间架，将通州铺户分为四等出银代役。依给事中汪应轸所言，从正德四年(1509年)编审上溯十年，即上一次铺行编审应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51]
    自正德四年始，京师各行按照资产多少，不分军民人等，编为三等九则，编作牌甲——服役的官府的册籍。铺行编审时，科道官、顺天府佐贰官、宛、大二县委官及五城兵马司参与其事。此处所称“牌甲”，印证其应与坊厢—牌—铺的制度有关；具体而言，铺户的清审所编牌甲文册即为火夫坐铺之役的清审所编牌甲册籍。[52]
    万历初吏科给事中郑秉厚回顾铺户纳银代役的原因时称“后因行户赔貱不资，苦不堪命，乃议九则征银，官司召商买办。此盖征其银，不复用其力，法之变而通者也”。[53]在他看来，铺户的当行买办转变到召商买办，是当行买办时铺户的“赔貱不资”所导致的制度变革。
    由铺户纳银代役，自然就导致买办服役形式上的变化，即召商买办出现：“(正德)二年闰正月己巳，户部主事张文锦往顺天府招商纳草，众商拥门争入，有蹂贱死者，为校尉所发，下镇抚司考问，坐文锦不能预为处置，令褫职为民。”[54]“(正德)八年，召商买纳粮草，量减草场租税。”[55]但大规模的粮草召商买办要到嘉靖八年(1529年)才出现。[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