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先生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方式和价值认识方式相结合的治史取向，首先表现在他将强烈的现实的历史使命感和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吕先生晚年曾经说过：“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注：《吕振羽史论选集》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历史使命感便是对中国的国家独立和富强、民族平等、人民解放，经由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价值目标的追求。这样的价值追求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的。正是这种崇高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历史使命感推动着吕振羽先生的历史研究，决定着他的历史研究选题和历史著述的基本方向。
    价值目标决定着一位史家研究的基本取向及其研究课题的选择。进入历史研究之中，吕振羽先生则强调：“对待科学要老老实实”，“对待历史要求实事求是分析”（注：《吕振羽史论选集》，第590页。 ）。吕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对待历史应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为此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他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分析研究了大量的神话史料、实物史料、文献史料、调查所得的口述史料等，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提出和探讨了一系列在当时令人震聋发聩的新见解。
    吕振羽先生强烈的现实的历史使命感，还体现在他的历史著述根据时代的需要突出了历史研究的重心。比如，抗战期间他的历史撰述突出爱国主义，强调历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严厉地抨击了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有关中国历史的法西斯侵略论调；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历史撰述，突出阶级斗争，强调农民阶级对土地的要求，等等。贯彻着社会现实价值目标的历史研究，突出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研究的重心，这是正当合理的。具有现实历史使命感的吕振羽先生，是赞成古为今用的。但他强调对待古为今用应当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不能因为现实的一时需要而掩盖历史的真象，也不能简单地借古说今，或以今铸古。具有现实历史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常会因现实社会需要的某种刺激而选择相关的历史研究课题。当课题确定进入实际历史研究之中，吕先生强调：古为今用“不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而“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全部而可靠的材料，进行严肃认真的恰当的分析和论证，应该尽力避免主观的想象或牵强附会”，不能为着某种需要来“借古说今，也不能以今释古”（注：《吕振羽史论选集》，第581页。）， 更不能掩盖历史的真象。这里举一个例证。我们知道，吕振羽先生一向主张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而且他认为历史上中国多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但他同时认为对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并不友好甚至相互杀戮的历史事实也应当如实记录。17世纪中，清军入关以后，曾因汉族民众的反抗而大加杀戮，以至屠城。有的学者提出“不要谈清军在沿江沿海的血洗政策，不然会影响民族团结”。吕振羽先生认为，这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这是“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是错误的”。“历史就是历史”，应当“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而有助于建设我们今天平等友好的中华民族。仅仅有价值目标而缺少科学态度，往往会导向实用主义。吕振羽先生的史学成就正在于他将现实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的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
    第二，吕振羽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研究和科学研究相统一，还集中表现于吕先生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遗产的较为合理的评价和所采取的科学态度。人类历史遗产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事物，既是一个事实存在，又是一个价值存在。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价值存在，后人又是可以采取科学的方式加以认识和评论的。这里的关键是人们对历史所采取的评价尺度（评价标准）。吕振羽先生反对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彻底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主张，也不赞成奉历史文化遗产若神明的顽固守旧态度。他以是否有益于中国社会历史进步为标准，主张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以建设新文化。他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一时就抹煞了发展到那样高度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切，不去估计其巨大的创造成果和它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他认为这种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打倒一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他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继承问题》（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一文中，曾经开列了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中国各族历史上六、七十位各方面的卓越人物，包括各族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具有杰出创造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指出他们的文治武功、思想学识，以及在道德伦理上的爱和平、重信义、刚毅坚忍、临难不苟、见危受命、视死如归等高尚品质，还有不胜枚举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吸收其中合理的进步的因素，以作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根据。对于近代的洋务运动，吕先生认为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当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同时又指出这场运动提倡的“西学为用”，并由此而引发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等，为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客观上是进步的”。吕先生认为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同时指出这场运动通过“变法维新”，“强国保种”等，开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失败了，却为辛亥革命作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工作。在吕振羽先生看来，人类历史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吕先生主张的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当然不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而是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仔细地研究这些遗产，给予批判地总结，吸取其中对建设新文化有益的精华，这样才能有根据地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应当说，吕振羽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得益于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科学而合理的态度的。
    最后，吕振羽先生的价值追求和科学态度的统一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他本人和他人革命历史的尊重上。吕振羽先生并不是一位固执己见的人。他曾经说过：“我不会固执自己的意见。我所要固执的，只在要求问题的解决。”（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序》。）这正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尤其表现在他对历史事实的固执和尊重。1935年冬到1936年，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吕振羽，受党的指派和委托，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联系进行谈判，争取实现国共和谈共同抗日。吕振羽先生并在谈判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本来是吕振羽先生和其他共产党人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一段革命历史。60年代，吕振羽先生蒙冤狱中。“四人帮”一伙为了诬蔑和打倒刘少奇同志，逼迫吕振羽先生将这段历史改说成刘少奇企图勾结国民党消灭红军，要他提供为打倒刘少奇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吕振羽先生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严词拒绝歪曲历史。这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革命年代的价值追求是正确的。他在这种价值目标推动下的革命行动也是正确的。尽管身陷囹圄，他相信党和人民会将他这一段历史审查清楚作出公正结论的。他对前来探监的儿子吕坚说：“我吕振羽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们的事。真正的革命者是永垂不朽的！”（注：以上引自吕坚《倔强物俗看锥花》（载《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和刘茂林《德业长存策后人》（载《吕振羽研究文集》），略加综合。）他决不为了一时的苟安需要而出卖自己的理想、灵魂和自己真实的历史。为学必须先做人。吕先生的做人和治学是一致的。他的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和科学态度统一，既体现在治学上，也体现在做人上。侯外庐先生在回忆他的老朋友吕振羽先生时评论说：“振羽同志卓具史识，深知史德，刚直不阿，秉公持正，从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把历史当商品。”（注：侯外庐：《悼念吕振羽同志》，《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这确实是知交的至论。
    以上我主要谈了对吕振羽先生的价值研究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治史取向的一些体会。人们知道，价值观是具有主体性的，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即使同一群体主体，由于所处时代条件不同，具体价值标准也会有异。吕振羽先生的历史著述主要撰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吕先生和老一辈革命者追求的推翻旧社会、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等价值目标都已实现，我们今天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样的历史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价值标准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对人类历史来程的理解、对历史重心的把握、对历史课题的选择等，在某些方面会不尽同于吕振羽先生，我们或许也会不再同意吕先生的某些具体历史论断。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吕先生的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治史取向和途径，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这就要求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应当更加深入地分析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发展及其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事实，像吕先生那样，带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以科学态度来治史，这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而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是非常必要的。我想，这应当是我们对于吕振羽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本文系作者在2000年5月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行的“纪念吕振羽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