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已十分普及。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官府设立的府、州、县学，另外还有地方官员、民间人士兴办的社学、义学、私学等。众多的各类各级学校的产生和存在，意味着读书人口的增多。以明末为例，据顾炎武估算，全国的生员已达50万人之多(14)。庞大的读书群体，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类等图书的刻印与销售。明清时期运河区域优越的地理区位，发达的商品经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这一区域的教育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也使该区域的大小书坊纷纷加入到刊刻童蒙读物和应试用书的队伍。学童诵习的童蒙读物种类较多，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此类图书需求量大，为书坊所竞相刻印。有实力的书坊还专设童蒙教材的板库，加以刊刻。例如，清代聊城有益堂的“启蒙书板”有500余种，数十万块；而清代聊城的书业德更是专设“启蒙书板”库，刊印私学童蒙教材(15)。明代的科举制度比较完备，倚重“四书”，兼课“五经”，以八股文取士。清代科举考试主要承袭明代，又有变革，乾隆二十二年(1757)，“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16)。通过科举入仕，是明清时期士人的主要出路。为能金榜题名，士人们除研习四书五经外，还需效法科举应试的范文——“程墨”，即考官拟作的“程文”和中式士人的“墨卷”。明清时期，“程墨”文选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运河区域的书坊多竞相刊印。例如，明代的苏州、杭州是此类图书的重要刊刻地，恰如时人所言：“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买以去。”(17)至清依然如此。《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写道，山东、河南书商到杭州欲贩卖点评科举考试的时文(18)。又如，清代聊城的善成堂以抢先刻板印行状元、进士的撰文选集——“闱圣”而闻名，刊印有《山东闱墨》、《直隶闱墨》、《顺天闱墨》等(19)。实际上，上述程文、墨卷等，只是科举考试用书——举业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尚有其他更多种类的举业书由运河区域的书坊刻印销售。例如，清代聊城“四大书庄”刻印的举业书丰富多样。经部书品类齐全，“四书五经”的解说特色鲜明；史部编年纲目类图书按照时间顺序，系以重大事件，有很强的针对性，可很好地应对考试之需；集部除八股文知名作者的个人时文集外，试帜诗及相关做法的讲义图书亦大量涌现(20)。
    明永乐以后，停罢海运，全赖河运，京杭运河的地位得以提升，沿岸城市发展迅猛。明代超过十万户的运河城市主要有杭州、苏州、济宁、聊城、临清、天津、北京等20多个。其中，北京居民人口超过百万，临清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扬州人口总数达80多万(21)。及至清代，这些城市的规模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频繁的漕运与商品流通也带动了运河区域市镇的大量兴起，仅清代山东运河沿岸较著名的市镇就有台庄镇、南阳镇、张秋镇等10多个(22)。这些城镇吸纳了大量原隶属于不同阶层，为了生存与追求财富梦想的流动人口，市民阶层渐趋形成。市民阶层的主体源自农村，接受教育的程度通常不高，其文化诉求带有普通大众世俗文化的特性。阅读小说、看戏听书等通常是市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为满足市民文化生活娱乐的需求，许多书坊多刊印通俗小说、戏曲、唱本等。据相关研究统计，明清时期江南运河城市，如苏州、杭州、扬州等坊刻的通俗小说，共192家，396版次(23)。当时通俗小说刊印的繁盛情形，由此可见一斑。与之相比，江北运河区域的坊刻业虽逊于江南，但也刊刻了许多世俗文化图书。例如，清代聊城的书业德专设“小说板库”，书板达200多种(24)。又如，清代聊城的三合堂以刻印儿唱本、歌本等的“小花页”为主，书板约200多种，其中有根据传统戏曲改编的《玉堂春》、《小放牛》等，有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逛东昌》、《庄稼活》等。著名文学家林语堂盛赞“小花页”为“民间通俗文学的丰富宝库”(25)。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作坊除了刻印上述三类图书外，还经营其他图书业务。例如，清代聊城的书业德专设“杂板库”，刻印为社会所需的杂书。又如，清代济宁的文源堂为官府刻印地方志书、公文稿案，并承印济宁直隶州所属三县各书院课目卷子(26)。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明清时期的文网渐密，许多坊刻的小说、剧本、传奇、演义，诸如《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等，都曾被官方列入禁书目录(27)。不过，此类图书有市场需求。刻坊为追逐经济利益，多游走于官方图书管理举措的边缘，私下予以刊刻。又因政局的变幻无常，禁书之令时松时紧，如崇祯十五年(1642)，被朝廷严禁的《水浒传》，就随着明朝的覆灭而重新成为书坊刻印之书。所以，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书坊刻印的一些禁书亦较常见。
    我国传统社会的坊刻业虽然在明清时期发展迅猛，但尚未实现编辑、刻印、发行的专业化分工，而是编、印、发综合一体化。一般都是由坊刻业主组编图书稿件，自设作坊刻印，自立门市店铺销售。这就决定了与其他一些生产、销售环节较为单一的手工行业，如榨油业等相比，经营坊刻图书业确会因知识、技术含量高，事务繁多等原因，存在一定的难度与风险。在编、印、发三个环节中，坊刻图书的刻印成为重中之重，至为关键。坊刻业主无不殚精竭虑地处置坊刻作坊自身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一方面，力图从宏观上对经营的图书作坊予以精准定位，以确保其在发展方向上不致出现太大偏差，来规避重大风险；另一方面，在微观上严格控制、降低图书的生产制作成本，以确保图书作坊的良性运转，来获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从对图书作坊经营所在地的选择，到对刻坊规模大小的规划，再到对刻坊总店与分号布局的掌控，乃至对刻坊房屋、库房等功能的区分等，都无一不从宏观层面上关乎着图书作坊运营的优劣成败。深厚的刻印传统，便利的交通，较少政治因素的人文环境等，通常都是坊刻业主选取经营所在地的重要依据。雕版印刷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在具有悠久印刷传统的地区，如在宋代就已在全国出版界闻名的杭州开办图书刻坊，便易得到很好的技术支撑，也易获得成功。事实也是如此。在明代杭州229家私人刻书机构中(28)，不少就是由坊刻业主开办的。同样，明朝初年小型木板书作坊在聊城的出现，实是缘于朝廷移民鲁西的措施，使晋南平阳的印刷技术得以在聊城一带流播(29)。便利的交通会降低运输成本。在交通工具落后的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内河航运又较少风险。所以，明清时期运河航运迅速，运载量大，运输成本低等优势，对坊刻业主开办刻印作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运河区域坊刻业的发展。这对原料，如纸张需通过运河由江南输入，图书也多依赖外地市场予以消化的一些江北运河城市，如聊城的坊刻业而言，就表现得格外突出。明清时期的北京交通便利，聚集了大批博学之士和赴考的举子，图书需求量甚大，坊刻作坊理应众多。但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精明的坊刻业主多不会把充满政治色彩的北京作为刻印图书的理想之地，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有利因素，诸如多选取较少政治干预且文化昌盛之地作为刻印图书的场所。当然，北京庞大的读者群也使售卖图书的书贩趋之若鹜。所以，明清时期的北京出现繁荣的图书市场与相对较少的坊刻不甚匹配的尴尬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论是拥有百余名匠人的较大刻坊，还是仅有数名匠人的刻字铺，作为资本化身的坊刻业主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大作坊规模，以攫取更多的利润。不过，经营大的刻坊须拥有较雄厚的资本。因为刻坊不仅需要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而且要有相对稳定的工匠队伍，以及存放纸张、雕版、图书的库房等。所有这些都要占用大量资金。例如，清代聊城的有益堂一次就投入1.35万吊钱的资金，用于刻坊规模的扩张(30)。又如，经营大的年画作坊则需更多资金，以致民间谚语有“当行比不了画作坊”之说(31)。据研究，在明朝开一个小的当铺，至少需要一万两银子的资金，有的则需要二三万两(32)。经营大的年画作坊所需资金之多，可想而知。由此，资金已成为制约刻坊扩张的一个瓶颈。为破解上述难题，同时也是为了减少与分担经营的风险，有实力的坊刻业主多以变通方式，采用开设分号的形式进行市场扩张。例如，清代聊城的善成堂先后在北京、济宁等地开设了18处分庄(33)。以聊城善成堂有职工70人计之(34)，则全国善成堂总号与分号的职工总数应超过千人。善成堂由此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大规模的“连锁式”坊刻机构。这种较为先进的图书经营管理制度的采用，既增强了坊刻业主的经济实力，又为充分利用各地的出版资源提供了条件与可能。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雕版作坊虽在规模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作为编、印、发的综合体，在经营场所的布局安排上，显现出高度的同质化，通常都是前店后院的运营模式。清代聊城的一些刻坊颇具代表性。例如，书业德所在院落宽阔，临街有五间门面，后院有百余间房屋，分别作为客厅、仓库、作坊、宿舍等使用；书板分库保管，设有“经史板库”、“启蒙书板库”、“小说板库”、“医杂板库”等(35)。又如，善成堂临街有三间门面，后院有三进三出的房屋三十多间，分别设有客厅、接待室、宿舍、作坊、纸库、板库、书库等(36)。这种对刻坊经营场所的房屋从功能等方面加以区分，特别是分设纸库、板库、书库，并对书板分库管理等做法，初步实现了对一些重要出版资源较为合理的配置，可提高刻印的效率，降低刻坊的运营成本，提高雕版作坊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