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成本通常是指为生产制作图书而发生的各种耗费。一般情况下，经营图书效益的好坏取决于成本的高低。生产制作成本越低，利润就会越高，效益也就越好；反之亦然。因此，控制生产制作成本就成为提高经营图书效益的重要途径。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主要从人工、材料、时间等三个方面，控制图书的生产制作成本。雕版图书的生产制作较为复杂。年画的绘制十分细致，包括绘、刻、印、制四个过程；书籍的制作要经过二十几道工序。现仅以后者言之。雕版书籍的人工成本主要包括写样、雕版、校勘、印装等工匠的薪酬待遇等。写样是雕版图书制作的首要环节。写样者既要能写柳体欧面的楷书，也要擅写疏密有致的宋体字。要达到如此高的写样水平，非有多年的临池功夫不可。这就决定了写样者工资待遇通常是比较高的，而好的写样者更成了只有实力较雄厚的书坊才能高薪聘请的稀缺人才，如被尊称为“圣手书生”的写样先生刘凤藻就曾受雇于清代聊城的书业德(37)。书板雕刻技术要求很高，仅需用的大小刀具就达30多种。若想掌握这门技艺，须循序渐进，两三年并不算慢。要雕出刀法娴熟、线条清晰，彰显写样神韵的书版，则需要更长时间的历练。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除压低所雇刻字工匠的待遇外，还采用异地雕版，购买旧书版等方法，降低雕刻成本。例如，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一些苏州书商把在广东顺德县马冈以低廉价格刻好的书版带回苏州，用南纸印刷装订后，分销各地(38)。又如，清代聊城的一些书坊业主收购倒闭书坊的旧书版，改头换面地挖掉原坊号，改用自家坊号后，用于印刷书籍(39)。通常情况下，坊刻业主为削减人工成本，多不太重视校勘，鲁鱼亥豕之误常有发生。不过，一些大的刻坊出于对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为确保图书质量，对校对较重视。例如，清代聊城的书业德专设校勘人员五六名，雕版工匠七八名，负责校对、改补工作，故所印图书错字极少(40)。雕版书籍的印装包括整纸、刷纸、爽纸、订线、包角等工序。若一时操作不慎，如将铺纸皱折，或将印纸揭破，就会产生残次品，甚至废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损失除由失职工匠等承担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将计入正品中，从而增加了图书的成本。因此，坊刻业主十分重视对工匠、学徒操作规范的管理，力图降低图书印装的废品率。雕版印刷所需的材料主要有木材、纸张和染料等。明清时期运河区域雕版所用的木材主要有三种：枣木、梨木和梓木等。枣木色偏红，质地较硬；梨木松软轻便，适于雕画版；梓木硬度适中，适于雕书版。书画雕版使用年限较长，若妥善收藏可用上百年。即便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倒闭破产，书画版作为一种私产，亦可向其他刻坊售卖。因此，出于这种长久利益的考虑，坊刻业主对于雕版的选材多较为重视，通常不会在成本方面斤斤计较。纸张和染料因在图书成本中所占比例较高，坊刻业主多对此严加控制。尽管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浙江多产优质名纸，并行销江苏、山东等地(41)，但大多数中小刻坊为节省成本，并不采用，而是选用价格低廉的粗纸糙墨，以致图书字迹模糊，令人无法卒读。不过，一些大的刻坊在用纸、用墨等方面十分讲究。例如，清代聊城的书业德、善成堂等，印制多用精纸良墨，图书多精美。又如，天津杨柳青所用的有些颜料从苏州采购，由运河船载而来。故其年画色彩靓丽，经久不褪，多有保存至今者(42)。雕版图书的生产周期较长，从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到写样、雕版、校对、印装，用时两三年是常有的事。生产周期与资金的利用回报率成反比。生产周期越长，就意味着资金利用率越低，所获利润通常也就越少。因此，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除了合理衔接生产计划，做到各环节的安排井然有序外，还针对时效性很强的图书，如年画、闱墨、启蒙教材等，在销售旺季采用灵活的加薪制，实行双工资、双加双、夜宴等方法(42)，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实现从时间上控制成本的目的。
    明清时期，随着运河区域坊刻图书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刻印图书种类、数量的增多，如何构建与完善图书的营销网络，顺利将印制的图书售卖出去，成功获取利润，就成为摆在每个坊刻业主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一方面，坊刻业主无不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占据本地图书市场，并适度拓展外地图书售卖网络；另一方面，坊刻业主将刻印的图书，售卖给书贩，由其完成图书的最终流转。与此同时，坊刻业主对书业广告较为重视，试图通过此种营销手段，增加图书的销量。这遂使图书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价格的降低，使更多的图书能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国古代图书市场起源甚早，汉代就已初具规模(43)。入宋以后，图书市场已相当活跃。明清时期，在坊刻图书业发达地区、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一般都有图书市场的存在。运河区域更是书肆林立，成为全国图书重要的集散地。恰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言：“今海内图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北京)、金陵也(南京)、阊阖也(苏州)、临安也(杭州)。”(44)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占据得天独厚的本地图书市场。例如，北京的仁慈寺书摊区、隆福寺书店街、琉璃厂书肆街，苏州的护龙街书肆街(45)，杭州的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清河坊等处(46)，都有繁华的图书市场。上述城市的坊刻业主多依托本地图书市场，售卖其刻印的图书。又如，清代聊城的三合堂刻印乡土风味很浓的“小花页”，遍销聊城周围十几个县镇(47)。另外，为获得更多的图书销量份额，许多大型的坊刻业主还积极拓展外地市场。例如，清代聊城的善成堂多利用外地分号，经销“闱墨”书籍。其中，《山东闱墨》由善成堂济南分号搜集材料，送至聊城刊印；《直隶闱墨》、《顺天闱墨》则由北京分号印成页子，经运河到聊城加工成书。三种“闱墨”书籍最终被运至北京、济宁批销。这既保证了“闱墨”书籍的时效性，又使此类书籍的经销数量远超其他刻坊(48)。明清时期图书流通总量大幅度的增长，使图书贩卖方式日趋多样化，长途贩卖图书已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业。许多书商因运河便利的交通和运河区域发达的坊刻业，多把此视为贩书的货源基地。例如，浙江湖州织里等地的村民，购书于船，以“书船”贩书，可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49)。贩书获利颇丰，也吸引了一些坊刻业主兼营贩书业务。例如，清代北京五柳居书坊业主陶氏和文粹堂书坊业主金氏，除刻印图书外，每年皆从苏州购书，载船运往北京出售(50)。又如，清代聊城书业德销售的《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图书，并不由其刻印，而是通过运河从江南书坊采购印好的书页子，装订成册后售往北方地区(51)。由此，极为发达的图书售卖网络，使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图书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远销外地，甚至远达海外。例如，清初山西没有刻板大书坊，所卖经史书籍，内则贩自北京，外则贩自江浙等地(52)。又如，作为北方运河城市坊刻中心的聊城，图书售卖地域甚广。书业德刻印的图书除行销山东外，还远销北京、大同、张家口、洛阳、徐州、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而文英堂刻印的图书则远销北京、天津、徐州、济南等地和东北三省(53)。再如，天津聚文堂刻印的《三教真传三种》，畅销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等省，甚至远至日本(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