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中国和小中国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沟口雄三试图把辛亥革命置于宏观历史位置的看法。沟口与西洋思想史家川出良枝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应该把以千年为单位计算的历史“纵带”和以实体、观念为主的欧洲“横带”之交叉点作为研究场所，来反驳过去对中国“近代”的传统解释。他说：“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以连省的形式来进行的。从横带的角度来说，其民族主义、打倒王朝体制和向共和政体的过渡等主张，几乎都可以用欧洲概念来进行说明。这种解释或许成为一种清朝是被欧洲的力量所打倒，然后中国才变成了军伐割据的‘混乱’的趋势之印象。事实上，省的独立运动是以省作为行政单位，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很有组织地运转的结果。这种省自立的完成过程，也就是推翻王朝的组织性完成过程。坦率的说，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力量是纵带，而不是横带”（注：沟口雄三、川出良枝：「对谈中国の「天」と西洋の「神」」「UP」2001年12月号。）。
    其发言的宗旨是，应该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持续当中，或在内发性自我发展的延续线上来定辛亥革命的地位。的确，“横带”的看法，即是仅以西力东进，启蒙、近代化等标语来定中国的“近代”的看法，近来在对西洋中心论者的批判中，也有相当的反省表现。这种趋势，算是从中国史的固有性、特异性的立场上，重新对欧洲价值进行考察的一种尝试。不仅如此，且是为弄清中国的具有规律性历史变动，必然地引导我们对于普遍的“近代”进行自我反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强调“纵带”的沟口的“近代”论，可以说是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思。
    但是，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动力是否在于“纵带”，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去考证。这与其说是在实证的水准上去考证，不如说是关系到认识者的视角更为妥当。所以，马上要对此提出结论是不可能的。与其提出“纵带”和“横带”到底哪个是“基本的”，不如对纵横交叉的状态，也就是说，着眼于纵线和横线所织出的布的模样，才会有建设性的议论。沟口对于只以“横带”来论述辛亥革命的既往研究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忽略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主义或近代化的问题，也许到头来会把革命所持有的，向“普遍”方向的可行性通路给弄窄了。
    不管怎样，辛亥革命对作为“纵带”的中国政治机制——中央和地方关系、集权和分权（郡县和封建）、治和乱、天下和国家等等——的一种新的发现是不容置疑的。省自治、联邦国家、联省自治等民国以后出现的政治构想，也有必要从这个视角去再度考察（注：杜赞奇列举陈炯明“叛离”孙中山等例，认为出现在清末民初的省自治论和地方分权论（封建论），是被国民国家所必要的中央集权式的解说所压制而来的。Prasenjin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ter 6,pp.177～204.）。
    问题在于，以辛亥革命为转机的近代中国之政治统合，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另外，把握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体制，应该怎样在“世界史”这样的纵横时空中定位？遗憾的是，报告者对这类大的问题并无充分答复的准备。在此，也许会有些绕远了点，在以下的报告中将着重考虑20世纪初期在东亚爆发的辛亥革命，既是民主共和革命的同时，也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革命，并且与其民族革命当初的目标（排满）相反，不是统合“内中国”，而是把同“外中国”合起来，实现了“大中国”的统合这一问题的历史性意义。
    这里所说的“内中国”、“外中国”之用语，是从妹尾达彦借用的。有着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民族构成等成分的清朝统治空间的双重构造之意（注：妹尾达彦：「长安の都市计画」，讲谈社，2001年，第62～67页。）。众所周知，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之排满运动，虽然举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是，其所要“恢复”之“中华”的空间领域是明朝版图的“小中国”加上“外中国”的“大中国”。如果把中国的历史，以妹尾所说的“小中国”（农业圈）和“外中国”（牧蓄·游牧圈）的组合过程来看，或者是“小中国”和“大中国”之交替过程来看，辛亥革命即是继承了清朝所实现的“大中国”之领域空间，并且，重新组成内外合一的主权国家的运动。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又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次大的政权交替的过程。另外，还经历过多次内乱、分裂和战争。然而，一直却被认为是一个连续的政治实体。一个“中国”的求心统合力，伴随着“富强”和“独立”的标语始终左右着近现代中国之政治变动。从国家主义的水准上，近代中国把帝国的复合性民族结构或重新构成为“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国民共同体，并且把她与“中国”这一政治单位安排得恰到好处（注：拙稿《近代中国“国民”的诞生》，林振江等编《全球化与日本、中国》，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72～198页。）。
    二、孙中山与五族共和
    “中华民族”之说，从表面上看，是孙中山在1920年左右开始使用，并且后来被公认为是民族理论的。词的出处恐怕还得从梁启超谈起。但是，作为政治标语，确实是从孙中山讲的“三民主义”开始的。
    虽然如此，在民国初期，就像孙中山所说的，并不是以单一的“中华民族”来统合国家，而是以“汉满蒙回藏”诸族协同的“五族共和”为标语的。与中华民国创立的同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他的《宣言书》中提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既主权在民的原理。并说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与此步调一致，各省代表会议（临时参议院的前身）于1月11日决定中华民国的国旗为“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各自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众所周知，孙文本人是反对采用五色旗的，他坚决主张要采用青天白日旗，但是在民国前期（北京政府时期），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在社会上广泛地被承认、使用了（注：孙文：《复参议会论国旗函》 （1912年1月12日）。又见小野寺史郎「国旗と革命 近代中国にぉけるナショナリラィと政治シンボル」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硕士论文，2001年3月。）。
    孙中山就任后不久，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而下了野。但他在1912年秋，访问北京，张家口，太原等地时，如以下列举的演说和谈话中曾谈及到“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五族一家”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