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富有君主立宪主义者风格的杨度，就是在展开所谓的“革命瓜分”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一个为策划南北融合、妥协而成立的政治结社，在还未知新政权的领土之去向，就认为应是“二十二行省”加“藩属（蒙古、西藏、回部）”。当然，这里所指的二十二行省是明朝以来的中华之版图，也就是相当于妹尾所说的“小中国”或“内中国”（Inner China,China Proper）。与此相对“藩属”就是以满、蒙、回［新疆］、藏而组成的“外中国”（Outer China）。
    就象如此，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在北京这个连接内外“中国”的场所，就不难想象，革命以后在构想新国家的秩序之际，以“行省”（满汉）加“藩部”（蒙回藏）的组合来规定领土、民族的构成，这种设想应该是很自然的。此时杨度等人想像当中的“中国”，不应该是从大清帝国脱离出去的“小中国”，而应该是汉人在“光复”的基础上必须所创建的“大中国”。更进一步说，统合“满汉蒙回藏”诸族的主张，在当时或许并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特别是，对满汉蒙支配者阶层来说，“大中国”的统合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是相当一致的，所以，并没有过什么非议（注：辛亥革命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满蒙及西藏的实权者，时常向中央提起“五族共和”，并以此来调整关系，争取财政援助。关于到了三十年代，在中国边疆地区“五族”地用语普遍使用，根据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这样去考虑的话，在南北讲和之前的阶段，类似五族共和的议论，或许在上海和北京的舆论界中，早就登场了。关于这一点，今后有必要进行进一步验证。
    四、杨度的五族合一论
    让我们再回到片冈的论文。其第二个问题是，五族共和的思想上的系谱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推进清末立宪运动的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有“汉满蒙回藏五族皆是中国之国民”，这种把五族合成“中国国民”的主张应被受注目。
    “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三者之中，不可失其一焉有所变动，一有变动，则国亡矣。［中略］兹所论者，则国形不可变，即领土不可变，人民不可变也。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注：杨度“金铁主义说”，前揭《杨度集》，第304页。）。
    的确，从杨度的文章中看不到“五族”和“共和”合用的例子。但是，在这《金铁主义说》中，像“五族立国”、“五族一家”的用语频繁出现，极力主张新国家的领土、人民（国民）应继承清朝的遗产。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论之起源，应该是这《金铁主义说》。这一点，我们将片冈列举的张謇和杨度的关系及杨度在南北讲和会议上的作用等方面，来进行对照。前面所引用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中有，想要把行省和藩部合起来建立统一国家等主张，这些都很有可能是根据杨度的主张来起草的。
    而且，有待注目的是，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提到：“中国自古有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众所周知，杨度所说的“五族合一”之“中华民族”论，受到了提倡满、汉民族严加区别的章炳麟之强烈批判。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历史过程中，把适合于政治单位的文化单位，以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象征来明确其定义的，恐怕杨度是其第一人吧。当然，他与排满民族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趋于对立关系。即使如此，在把新国家与民族所应有的关系，提早一步构想到的面上，杨度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主义者（注：关于“金铁主义说”及对此章炳麟的批判，是根据佐藤丰「杨度「金铁主义说」にっぃて」、「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第46期（人文，社会科学），1997年3月，第111～119页。）。
    使杨度成为“五族合一”的民族主义者，其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他所活动的舞台是孕育着紧张的满汉关系的北京是很有关系的。对于在宪政编查馆工作，并着重于立宪改革的杨度来说，是不得不去对统合内外“中国”之清朝的双重构造进行细心观察的。与此相反，把南方中国作为主要阵地的革命派来说，“外中国”的存在就不得不欠缺些现实感。对他们来说，那只不过是个遥远的存在，并且与清朝的腐败与“野蛮”相连，给予他们一种消极的印象而已。就在这个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带有“金铁主义”笔名的杨度，早在革命以前的阶段，通过领土的划定和国民的定义，将革命派未能论述到，或许还未来得及把它融为视野之内的时候，就已经把怎样处理清朝皇帝与藩部的“羁糜”关系（宗藩关系），这一关系到国家统合的基本原理，提前一步提出了。
    五、清末的民族、人种论
    下面，让我们转个话题，来看一看这一时期的革命派的民族论。邹容在《革命军》（1903年）的“黄色人种”表中，大体分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认为，蒙古人、满州人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的“蒙古民族”。这是在强调满、汉在种族上的区别，也是当时排满革命的大前提。宋教仁也在《汉族侵略史》“序列”（1905年）中，将满州人列为“外族”九种中的通古斯族中。这种人种分类的学说，在当时是属于最新的科学学说。而其最初的介绍人是，对杨度的“五族合一”论也给于很大的影响的梁启超的人种论。
    梁启超从日语中借用民族和人种的用语，开始使用于新的“中国”之表象，是在日本政治避难后的事情。这里就不在一一列举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所载的用例文章。这里所要提的是，他在1901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史叙论》（《清议报》揭载）。这里他所试论的正是对中国的“新民”所必不可少的国民史national history再构成的叙述。在其第五节中，他把在住中国人分为“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的六人种。以此为准来定义新的“中国史”的主体。这大概是根据同时期日本的著作。但是，对于提倡“民族帝国主义”的他来讲，通过人种分类，构成“中国人”，并且以此来把民族重新下个定义。这种尝试，无非是从理论上或在实践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缺少的。
    他还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到：“自今议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策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这里把杨度的“五族”上加以“苗”，呼吁以六族的团结来形成“一大民族”，而这正与后来的“中华民族”外延相一致的。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近代中国民族论的源流，仿佛是从这一带发起的。
    围绕人种和民族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梁启超和杨度的继受影响关系，以及在同时期的言说空间上的位置等，直到如今还有很多不明的地方。只可以指出的是，章炳麟批判“金铁主义”的“中华”之定义范围之内，立宪派所介绍的民族、国家论在到处摇动着。更进一步说，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上的众多的争论中，曾作为革命派论客的汪精卫，在他的《民族与国民》中，把论敌梁启超的民族、人种论作为铺垫来进行论述的。这个事实，经过两者的比较，便是一目了然的。
    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针对满人控制中国的现状进行尖锐对峙的革命与立宪两派，在对种族差异的统合这一着眼点上，其实站在相当接近的立场上。在国民共同体的表象上，对非汉民族的同化、融合的理念，是在民国时期一贯地坚持下来的。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假如还在暗地里继承着这一理念的话，或许我们只有现在才能对产生并支撑“中国”这一表象的国民共同性、均质性进行彻底再考察。至少，应该把目光，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对立、争论，转向同时期知性资源和民族观、人种论上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