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共进会的演说》；
    9月6日《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
    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的演说》；
    9月15日《在北京回教俱乐部欢迎会的演说》；
    9月17日《在北京广济庙与族人的谈话》；
    9月19日《在太原各界欢迎会的演说》；
    9月19日《在山西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注：标题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不过，把“在北京回教俱乐部欢迎会的演说”，依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 （中华书局，1991年，729页）确定了其日期。“回教俱乐部”和“回教俱进会”很可能是同一组织。）
    孙中山在此期间，应求举行过多次的演说，另外也用一些谈话的形式来发表过自己的主张。因此，在这里所举的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子而已。即便是如此，从此可见，只有在蒙藏回各族和八旗代表前时，他才触及到五族共和（注：唯一的例外是，9月1日举行的“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有趣的是，孙中山在北方历访以后，就没有再谈及五族共和。到了1920年，反倒开始说这类说法纯属有误。“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而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
    并且，在1921年，孙中山以强烈的口吻指责五族共和，说：“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从这些事实上可以看到，孙中山本身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就对五族共和持有异议态度的。实际上，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经说过，革命是针对“逆胡”、“满清”的，是汉族的“光复”、是“黄汉民族”、“中华民族”之权利回复等，仍然重复着他从前的“民族主义”主张（《大总统告海陆军士文》《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等）。另外，他还在提倡“五族一家”和“五族平等”的同时，对同盟会会员们却再三提到过“种族同化”之汉人的民族主义主张。例如，在1912年3月3日出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的“本会政纲”里就有“实行种族同化”一项。还有，上述的北方游历后回到上海的1912年10月，作为视察中国北方之成果，他谈了自我感想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注：“中国之铁道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原文是英语，这里引用的是《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所收的中文版。）。
    三、南北和议中的五族共和
    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孙中山这种围绕民族、人种结构的摆动。日本学者片冈一忠在1980年代对此问题进行过很有价值的探讨（注：片冈一忠「辛亥革命期の五族共和论をぁぐって」，田中正美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279～306页。）。
    他认为，在民国元年时期，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的背景里，就有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召开南北和议的动向。他还以资料作为论证，认为五族共和并不是以往通说的那样，是南方代表（伍廷芳等）提出的，而是主张“优待满蒙回藏”的北方（清朝）提出的。他还指出，1911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讲和会议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立宪派张謇的影响。片冈作为指出这一论点的根据，例举了11月6日致袁世凯的电文和《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另外还举11月27日致袁世凯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謇主动地树立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为共和政体的主张。其中应该注意的是，他主张像日本“国小而血统单一之民族”是适合于立宪君主政体，而“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应以“民族共和之治”为合理（注：致袁世凯电，原载《国史馆馆刊》二“张謇传”，现据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276～277页。）。也就是说，张把导入共和制与中国的多民族结构结合起来进行了讨论。
    片冈的论点，不论是从资料的根据上，还是从当时的政治势力的分配关系上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就从张謇在南北讲和当中所起到的中枢作用来说，他的意见在五族共和这一新政体的构想中所表现的程度是不容置疑的。虽然这么说，但也不能以为问题到此已经全面解决了。片冈在以下的两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表明，通过联合、协力五族，进行统一国家的想法的一派，并不一定是少数的或被孤立的。例如，在南北讲和会议之前1911年11月15日，由杨度和汪精卫所组成，并很快就被解散的国事共济会，在其“宣言书”中提到：“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之言曰：中国之立国以满汉蒙回藏五种人集合而成，而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国政府之下者，全持满洲君主名义羁糜之耳。［中略］而其所谓领土者，乃合二十二行省、蒙古、西藏、回部等藩属而言；若汉人以二十二行省自立一国，变为民主政体，一时兵力必不能兼定蒙藏，而蒙藏又无独立一国之力，则满洲君主去位之时，即汉蒙回藏分离之时”（注：“国事共济会宣言书附简章”，原载《经纬报》1911年11月18日。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