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在经营过程中，认识到其生意的兴衰、赢利的多寡与书业广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商业竞争、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坊刻业主对书业广告较为重视，使运河区域的书业广告呈现出千坊争艳、风格各异的局面。这在图书的封面、序言与凡例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读者对图书的第一印象常取决于图书的封面，故坊刻业主在将图书封面设计得醒目、美观的同时，也通过封面将书名、编纂者、修订等信息传递给读者。书名一般居于封面的中心位置，字体多粗大。明清时期夜间照明条件差，读书人多患眼疾，观小字颇困难，书商便以“大字刊印”等语相招揽。例如，明代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刊有《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55)。编纂者的名人效应常会左右读者的购书活动，坊刻业主多对此加以利用。例如，在清代聊城宝兴堂刻本的《批点左传句解》的封面左栏，标有“韩状元评”字样(56)。“新镌”等信息出现在封面上，表示此书已重新修订，可强化读者的购书欲望。例如，清代聊城宝兴堂刊刻的《新补易经备旨》，题有“光绪甲辰新镌”字样(57)。另外，封面上的“校正无误”等字眼，可表明此书校对严谨，质量上乘。例如，清代聊城宝兴堂刻本的《礼记易读》封面有“校正一字无讹”的广告语(58)。序言和凡例也是进行图书广告宣传的重要阵地。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为打开图书的销路，常请名人作序，多溢美过誉之辞；凡例也极尽吹夸渲染之能事。例如，明代杭州刊本的《青楼韵语》，双面连式图20幅，黄氏名工刊刻，张梦征绘图。郑应台序称：“梦征少年，胸次何似，所以晋、唐、宋、元师法无不具；山形水性，禾态乔枝，人群物类无不该。淋漓笔下，绝于古而尚于今也。”(59)张梦征虽是当时极为出色的版画高手，但序言中把他称之为“空前绝后”的画工，似多谬佞。又如，清代聊城善成堂刊刻的《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的凡例中，称该书“悉照《四书》”，其“性理一门”，则取“名家制艺代为疏解”(60)。其专为举业、制艺、帖括等科举考试做广告宣传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同行是冤家。为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多利用图书广告进行品牌的保护，防止无良同行冒牌图书的鱼目混珠。例如，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天津杨柳青戴廉增画店版上，曾刻有“翻刻此版男盗女娼”的字样(61)。
    明代经营坊刻出版业的利润是相当惊人的。据研究，明朝万历年间所刻卖当代刻本的赢利率在12倍以上(62)。如此高额的利润，虽可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坊刻出版业的经营，但却造成书价的居高不下。据研究，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所刻《封神演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折成米价276斤(63)。高昂的书价绝非一般社会阶层的民众所能普遍接受。至清，雕版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使图书出版的单位成本降低。各种销售方法，如书业广告的广泛采用，使图书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这就迫使坊刻业主与图书贩卖商放弃部分利润，让利给购买图书的读者。于是出现了图书印制、售卖数量增多，图书价格日趋相对低廉的局面。据研究，清朝乾隆以前、嘉庆时期、咸丰年间的书价平均每册分别为6钱、3钱、1.5钱(64)。鸦片战争(1840)前江南米价为每石贰两白银。以1石=156斤，1两=10钱计之(65)，则嘉庆年间每册书籍的售价抵米价23.4斤。与明朝万历年间相比，此时的书籍价格已有很大程度的降幅。由此，更多的坊刻图书得以进入普通民众家庭。在满足民众文化娱乐的需求，促进文化教育的普及，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