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史研究的创新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以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范围的冷战宣告结束。随之，国际学术界兴起了“冷战史新研究”的潮流。[2]在90年代出版的冷战史研究论著中，“新研究”的特征逐步显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料的“新”，即借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档案解密，使运用多国档案对冷战进程中一系列事件的重新梳理和辨正成为可能。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这方面的成果已蔚为大观，原先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刻意遮蔽的历史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在获知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后对冷战史的总体性再认识和再思考也成为“新研究”的特征之一。然而，由于这个层次上的出新比发掘新资料更需要高水平的思辨力和理论素养，所以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至今还不多见，即便有些论著提出了新见解，但大多还停留在对个别事件的解释上，尚未形成对冷战史的总体性的新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文安立的《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在对冷战史的新认识上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文安立作为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新锐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一开始就同“冷战史新研究”联系在一起，并且，他本身就是“多边档案研究”新学术潮流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注：关于文安立的学术成就，见陈兼、陈之宏：《冷战与革命》“译者后记”。）因此，发掘和运用新资料，对历史细节进行考释辨正，自然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资料的新还不是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因为它出版于1993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还未及利用，这恰恰成为“多边档案研究”的一个缺憾。诚如文安立自己所说：“由于缺少关于苏联外交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不得不被迫自上而下地，即从那些能为外界观察者所认识到的行动出发去解释，而无法通过文件来阐释其外交政策的动机。……因为这种方法的本质特征是假设，所以运用起来就有明显的局限性”。[1]（p.4）尽管如此，《冷战与革命》仍不失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而且在对冷战史研究的影响上发挥着其他仅以资料见长的著作难以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开创了冷战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即从国际和本土两个层面辩证把握“冷战与第三世界各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安立将这种研究范式称之为“四维的分析模式”[1]（pp.3-4）。正是运用这样的研究范式，冷战与革命的内在联系得到了以往仅从国际层面着眼的“单维”或“双维”分析模式所难以说明的更为深刻的阐释，由此而揭示的冷战逻辑也比以往的认识更为丰富和全面。（注：文安立在为《冷战与革命》撰写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解密的苏联档案所提供的新证据并未改变本书的基本结论，只是通过对斯大林的决策行为的进一步了解，发现“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至少比我在未看到这些苏联文件前的想象要大一些”。）
    二、冷战的国际性与本土性：双重逻辑的理解
    关于冷战史研究的不同范式根源于对冷战本质的不同理解。如果人们把冷战理解为一般意义上国际关系的非战争对抗形态，那么，冷战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没有确定历史内涵的冷战可以作为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纳入国际政治理论的常规研究对象。这当然不是现在学术界作为特定历史概念讨论的冷战。冷战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限定，从时间上说，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的现象，从空间上说，冷战是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如此时空外延中的冷战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国际关系的特殊内涵。
    首先，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世界体系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如果说，在发展的先进者与落后者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趋同和融合的一面，那么，在对立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取向之间，对抗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尤其在冷战的初期阶段，这一本质性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也因此，冷战史与20世纪的革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的同构性和互动性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一个必要视角。
    其次，冷战与革命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使其表现出作为国际史的冷战和作为各国革命史（内战史）的冷战的双重逻辑。所谓国际史，是指冷战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现象，体现着国际性逻辑。这种国际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解析，其一，冷战的主导力量是世界性的支配力量。20世纪的世界性结构分裂源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级中心力量的崛起，美国作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苏联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对抗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美苏关系是冷战的最高层次，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力是冷战国际性的首要表现。其二，冷战是多国参与的国际性政治斗争。虽然美国和苏联作为两大集团的中心力量处在斗争的最高点，但冷战并不能因此而仅仅归结为美苏关系，很多时候冷战的战场并不在美苏直接活动的中心区域，曾经作为美苏对抗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地区不仅先后卷入了冷战，而且对冷战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冷战史新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将冷战解释为苏美之间的冲突，更将它当作一个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来看待--其间，人们对构成冷战‘战场’的亚非拉地区的外交政策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p.2）。其三，在冷战这种特定的国际斗争中，作为斗争一方的“世界革命”理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实践具有建构全球冷战网络的特殊功能。诚然，“世界革命”的阶级性只是一种理论设定，高举革命旗帜的苏联其实在追求国家主义的霸权目标。但是，“世界革命”对于力求改变世界秩序的各种力量来说，毕竟提供了一种可以为种种“革命”动机服务并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合法性符号，同时，对“世界革命”的疑惧也为斗争的另一方提供了为维护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而结盟的理由。因此，不管“世界革命”的真实含义如何，这种颇有感召力的话语体系曾经建构了20世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观念，并成为冷战国际性的基本构件。而且，正是从“世界革命”这种国际性出发，“冷战与第三世界各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构成了冷战时期“大国冲突的地区性”特征，使冷战逻辑的另一层面--本土性得以呈现。
    所谓冷战逻辑的本土性，是指在冷战的具体过程中，体现冷战国际性的逻辑延伸到某一国家和地区时与其本土性因素相结合并转化为本土性因素主导的斗争逻辑。亚非拉地区的本土性革命就其发生的根源来说原本与苏联倡导的“世界革命”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大多属于现代化进程中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和内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在苏联早期领导人眼中，这种类型的革命只能归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然而，苏联早期领导人在发动十月革命当时所期待的由欧洲无产阶级来体现其性质的“世界革命”并没有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待现实中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看法，通过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将亚非拉地区的革命运动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这一革命重心由西到东的转向，奠定了20世纪东西方世界结构性分裂的基本格局。当然，在苏联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世界的时候，这种格局还是隐性的，但通过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活动，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的革命运动已经逐步形成了世界性网络。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抗局面以冷战的形式出现时，各国的革命运动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进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阵营就成为一股政治潮流，赋予冷战以一种特殊的国际性，并同时表现出各自的本土性特征。对这种“本土性”冷战逻辑，文安立通过对中国革命的案例分析作了精彩的概括：
    “毛泽东和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人民揭竿而起’的革命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是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冷战在全球范围兴起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得执政者难以垄断国际资源，使得造反者有可能获得外部资源；美国人不喜欢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中共能在内战中获胜，但美苏到头来依然站在国共背后卷入中国内战，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1]（p.191）
    这里，文安立所说的冷战逻辑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中国际性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阐述这种国际性逻辑的作用时，文安立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对应性，而是美苏冷战为中国内战双方提供的外部条件，即可供他们利用的资源和选择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冷战逻辑的另一方面，即由中国内战的当事者所体现的本土性显示了它的作用。这种本土性逻辑表达的是中国内战双方自主选择的意志及其较量，其目标和结果都不是外部力量决定的，相反，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内战中的选择及其行为不得不受制于中国内战逻辑的自主性，并最终接受其发展的结果。因此，尽管文安立在《冷战与革命》一书中还没有对冷战逻辑的本土性作出概念的阐发和明确界定，但是他已经在关于冷战逻辑的上述表述中提示了对冷战的本土性层面的思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呼吁冷战国际史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苏美冲突的地区性方面”，更多地重视作为地区革命斗争主体的革命战略中的对外政策以及那些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旧政权”的相应行为，“我们对于对外政策在革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对手）思维中所起作用的这种新认识，将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对外事务对国内政治冲突的影响时提出新的问题”[1]（p.206）。其实，文安立自己的研究已经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冷战与革命的内在联系的新看法：
    “冷战造成的两极化……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国际上的大国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打开了大门。……这种结成同盟的新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改变了造反者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保证了新生革命政权的生存。……在一个革命的政治变化时代，大国能够对之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有其局限性。”[1]（p.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