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维互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冷战与革命》毕竟不是一部理论著作，虽然作者力图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并在本书的“序论”和“结束语”两个章节中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通观全书，作者的理论思考和逻辑归纳仍存在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有些看法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四维互动”究竟如何在两个层面和向度上体现了冷战的逻辑。
    文安立把美苏冷战的发生概括为“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组合”[1]（p.1），而一些原本是地区性的事件对美苏从合作走向冲突发挥了重要影响，二次大战末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导致大国合作的“雅尔塔体系”不满4个月就失败的主要因素。 正是因中国问题而改变了美苏在东亚的关系，“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在这个新时期里，两大国之间将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拉开冷战的序幕”[1]（p.58）。这一看法也就是《冷战与革命》一书的“第一个主题”，由此并引申出关于冷战起源于亚洲的论点。文安立作为这一论点的支持者，提出了自己的论证，即：“中国内战的开始标志着冷战观念在美国人、苏联人和中国人中占了上风。”“从1945年年中起的那一年里，两大国逐渐埋葬了在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一切希望，并将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转变为两大国全球冲突的许多组成部分之一。”[1]（p.205）
    上述看法自然符合冷战具有双向度“四维互动”的逻辑设定，但是却没有阐明作为国际性的冷战和作为本土性（或地区性）的冷战何为主体、何为派生体？换言之，是美苏关系的本质及其变化决定了中国内战的国际性，还是中国内战决定了美苏关系的性质与走向？在这里，问题的实质不是讨论中国内战和美苏冷战谁先发生以及是否互相影响，而是要把握两者的联系如何统一到冷战的逻辑上。所以，对冷战国际性的理解首先要解决对美苏关系本质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二次大战后世界体系结构性变动趋势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文安立似乎没有摆脱某些“后修正学派”学者的思路，他们在正确地批评意识形态决定论（注：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决定论的错误主要在于研究者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讨论冷战的起源和责任，并把冷战中的所有行为都纳入意识形态的框架进行解释，如“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都存在这种偏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意识形态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性分裂上的导向功能，也不能把冷战双方的对抗行为都归入一般国际关系范畴的政策互动。）的同时，忽略了苏联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开创者以及“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者的行为功能（相应地也忽略了美国作为“旧世界”的捍卫者和“世界革命”的遏制者的行为功能），而过分重视了短时段的美苏两国领导者的政策性行为功能。于是，由中国问题引起的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斯大林的回应就成为大国合作的“雅尔塔体系”向冷战格局转型的主要动因。这样，冷战的国际性逻辑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非结构性的国际政治变动，对于美苏双方来说都是被动的反应性行为，如果不发生中国内战这样的把美苏牵连进去的事件，也许美苏冷战就不会在当时展开，美苏合作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诚然，就历史事件的组合而言，这样理解是合理的，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都不可能被某种规律事先决定。但是，我们之所以把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联系起来难道不是因为美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冷战的基因吗？即使当时没有发生中国内战这样的事件，美苏关系难道不会因其他（尤其在欧洲发生的冲突）事件导向冷战吗？因此，在冷战逻辑的国际性层面上，对美苏关系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相关历史事件彼此联系的作用向度，避免因为过程性矢量而模糊了“四维互动”的层次性。也许正是由于对冷战逻辑的层次性的解析不够清楚，《冷战与革命》中出现一些前后表述不一致的地方，如：关于中国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关系，我们既可以从前面的引文中得出一种解释，又能读到这样的观点：“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随着冷战的出现而发生的”，“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1]（p.204）。显然，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内战之所以被纳入冷战范畴，首先是因为美苏冷战已经奠定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如果这种解释是符合作者本意的，那么前一种解释又如何与之统一？
    《冷战与革命》的第二个主题是：美苏冲突对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文安立的研究重点放在考察中国内战的发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斗争双方如何将对外政策纳入各自的战略，通过利用外部资源来达到斗争的目的。当我们随着文安立的叙述进入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时，会体会到一种类似“中国中心观”（注：“中国中心观”是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 参阅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 中华书局1989年版。）的历史眼光，也就是作者没有明说的冷战的本土性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把国共两党的对外政策及其成败得失推到了叙述文本的主线位置，而美苏关系及他们的对华政策则是作为资源提供者发挥着并非主导的作用。作为考察的结论，作者的看法是：中国内战的结果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也不是脱离外部因素而决定的，恰恰是外部资源的分布状态和斗争双方利用外部资源的竞争体现了“国际事务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所起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1]（中译本序言）。可以说，这个观点是全书的点睛之处，也是对“四维互动”模式的极好注释。然而，在这一主题的前半部分，即关于中国内战的发生，本土性逻辑与国际性逻辑的关系却没有如此清晰的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内战本质的理解。
    何为“中国内战”？《冷战与革命》对此的解释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把“内战”理解为实际的战争行为，由此，中国内战的起点可以明确地定位于1946年国共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作者认为，国共两党当时都有避免内战的愿望，至少在1945年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两党都希望利用大国的干预来为自己服务，并以此阻止内战的爆发”[1]（p.193）。如果当时的国际体系没有发生分裂，美苏仍是合作的伙伴，那么，中国很可能走上联合政府的道路，因为这似乎符合所有各方的目标。然而，美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失去了苏联原先承诺的支持，而共产党则从苏联方面得到了原来未能得到的援助，为了维持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于是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安立认为，“冷战国际体系在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中国内战于1946年爆发”[1]（p.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