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美当局对世界总形势的错误估价和认识，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了良机
    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后，世界总形势向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方向急剧移转，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形势的根本变化要求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决定政策的人们在战略观念上进行调整，以利于打击法西斯这个总目标。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制约，英美首脑对法西斯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和野蛮性认识不足，因此无法看到建立制约日本侵略步伐的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忽视了中国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决策。尽管日本军政首脑在侵略步骤、程度以及时机选择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战争轨道决不会改变。英美决策人物的认识却不同，他们无视日本已经开始的武力战争的事实，盲目寄希望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自由派”、“稳健派”、“亲英美派”，甚至对日本侵略中国抱同情态度。这种观念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期间更为突出。
    九一八事变时期，英国政府在分析日本动向时认为，日本军方不可能控制政府，日本最终会清除好战的将军们，转向自由派官员，从而放弃侵略中国的政策，如果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只能加重极端分子的比重，使民众转向他们一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给国务院的电文中认为，“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稳健派势力”[7]（P70-76）。他们思想的根源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和资本、贸易扩张的态度。如英国驻日大使认为，日本进兵中国东北是可以理解的，“满洲”之于日本，如同爱尔兰和埃及之于英国。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官员同样荒谬地认为，日本进攻中国，无非是因为其市场太狭窄，如果满足了日本的需要，它自然也就止步了。当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染指华北时，张伯伦竟安抚日本：“我们不想作任何有损于你们对华贸易的事。”[8]
    日本进攻中国东北，英美以为它开始了进攻苏联的步骤。英国总参谋长米勒指出：“日本对‘满洲’控制的扩大比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结果--苏维埃影响的扩大对英帝国的危害要小。”格鲁为日本辩解说，“日本许多当权人物虽曾助长侵略行动，却抱有自以为防御的心理”，“我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是扎根于一种防御的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日本的安全”。胡佛说得更直接：“如果日本人对我们公开声明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除了北方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接壤外，还要处在可能布尔什维化的中国的侧面，那就使我国的生存受到威胁，所以，请你们给我国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如果他们向我们公开声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能提出异议了。”[7]（P92-93）英国艾什尔爵士在上院公开表示，英国必须使日本的扩张不是向南而是向北。偏见必然导致战略判断上的失误。美国军事参谋部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的冲突大于日美之间的冲突，寄希望日本“北进”，因而延误了太平洋上的备战时机。这种“错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珍珠港事件前夕。苏联曾多次表示愿意同英美组成远东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对付日本，都遭到英美的拒绝。1933年，斯大林曾对美国首任驻苏大使布利特表示，希望同美国签订某种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协定，结果被美国断然回绝。七七事变期间，苏联曾呼吁西方国家一道制裁日本，亦遭到英美的冷遇。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反苏反共旗号，一步一步实施侵略步骤。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在谈到“反共产国际协定”时承认：这个协定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同英法及美国抗争的。
    如果说英美不能与苏联协同反日是出于政治偏见的话，那么，英美自身应是同舟共济的伙伴。然而，他们长时期内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彼此猜忌，步调不一。原因在于英美的传统矛盾和经济争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获取远东控制权，拆散了英日同盟，利用经济优势，向英国远东势力范围发动频频攻击。英国一度将美国视为主要潜在之敌，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把美国从敌国中删除，但仍存有极大戒心。在对付日本威胁上，英国一方面想利用美国，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不可靠”，要时时提防美国“暗箭伤人”。因此，英国宁愿与日本妥协，也不愿与美国进行强有力的合作来对付日本，一度还想返回英日同盟的状态。美国自然不愿看到英日再次接近，激烈反对英日重新勾结。1934年11月，罗斯福指示戴维斯让英国知道，如果英国宁愿同日本交往而疏远美国，那么美国将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使大英帝国……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未来是同美国人在一起的”。因此，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持消极观望态度。日本对英美矛盾了如指掌。日本官员分析说，即使日美发生冲突，英美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不会为英国去冒险，英国也不会为美国去冒险。这种说法至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得到了证实。
    英美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和英美相互间的不信任，只能策应日本的分化政策，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良机。直到1938年日本攻占海南岛时，英美都未能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抗战的地位问题。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是经济角逐的场所。大多数美国的政府官员认为中日战争只是“国内战争”，即便帮助中国经济，也只是为了“今天和将来为美国提供广阔的市场”。胡佛公然宣称，“美国在中国没有任何值得去冒战争危险的东西”[9]。正因为英美统治者无视中国在抗击日本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中国几乎是独立地在远东承担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任。如果不是中国自己缓和了内部矛盾，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和延缓日本侵略祸水，英美以后在太平洋上处境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