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美在日发动战争后决策的失误，丧失了阻止战争扩大的良机
    英美战略上的短视和对总形势的错误估价，使英美自己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优柔寡断，并做出错误的决断。
    英美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具体政策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即：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侵略华北时期和七七事变时期。从总体上看，在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阶段，英美的对日政策是沿着妥协轨道运行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自此日本开始向华盛顿体系提出挑战。英美对日本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事变发生后，国联理事会于9月22日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英国支持国联于12月10日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但日本清楚，此举仅仅是给中国的一支安定剂，给所有其他国家的一个脱身的后门。美国态度表面强硬，提出“不承认主义”，其实妥协程度并不亚于英国。1931年10月胡佛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同情日本。
    完成对中国东三省占领之后，日本向中国华北进逼。这是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步。这一时期，日本企图独霸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这就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为了维护在中国的传统利益，英美在经济上加强了与日本的竞争，向中国提供了一些经济和技术援助。但由于英美援华的目的极为狭隘与自私，不仅程度有限，而且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不足以使中国有效地抗击日本。而从总体上看，英美的政策也没有脱离妥协的轨道，特别是害怕与日本发生任何形式的摩擦。1934年4月，日本发表“天羽声明”，明目张胆地表示，“其他外国或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美对日本分别提出了质询，但总的反应温和。英驻日大使林德赛告诉日本外相广田，倘“天羽声明”的目的是反对他国帮助中国抗日，则请日本放心，“英国政府决无此意”。美国国务卿赫尔尽管表示于不满，同时又安抚日本，希望美日之间“以十分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方式共同工作”，表示美国将“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10]，继续对日妥协。
    英美对日的妥协态度到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也没有改变。赫尔于1937年7月16日指责中日双方武装冲突，打击了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表示美国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纠纷的立场。德意日求之不得，马上表示赞同。10月，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隔离”演说，其实，他并不想通过他在芝加哥的声明让全世界都来加强对日本的制裁或采取陆、海军行动。他甚至说：“制裁”是难听的字眼，它已被抛弃了。英国基本上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妥协绥靖的态度更加鲜明。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除日德外）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远东局势的会议。在此之前，英国多次试探美国，看能否愿与英国一道采取对日强硬措施，美国明确表示不愿充当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领袖。英国亦宣称决不带头行动，中国国民党政府寄希望于与会列强制裁日本的幻想彻底失败。这次会议无结果的内涵决非仅限于中日战争，它预示了法西斯迈向世界大战的步伐已经临近。
    英美政府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政策，是英美决策当局对世界局势及发展趋向错误估价的具体体现。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促使侵略者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地炫耀武力，是日本敢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这种政策的彻底扭转，英国是在被德国法西斯逐出欧陆，被迫困守孤岛之际，美国则迟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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