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问题，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 在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认识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模糊认识：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建立在对贵族的无情打击基础上的，在强大王权的压制下，贵族处于衰弱不堪的地步。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试图重新诠释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及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权力地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谅。
    一
    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审慎的封爵政策、 严厉打击反叛贵族和威胁王权的显贵豪族、倚赖贵族实施其对全国的统治。这些政策反映了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突出体现了都铎王权对贵族阶层的态度。
    都铎王权对贵族政策的一条主线就是封授新贵族，以保持贵族阶层的存在与规模。封爵政策是王权对贵族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都铎王朝建立后，面临着重组贵族等级以获得国家政治稳定的任务。然而， 同前一个多世纪的历代国王相比，都铎诸王在封授贵族的问题上都秉持审慎态度。亨利七世封授的新贵族很少，可信的只有9个，其中还包括一些被剥夺爵位的恢复[1]（P102）。由于封授贵族的数量赶不上消亡的贵族数量，亨利七世在位期间贵族数量出现了缩减，由1485年的55名减少到1509年的42名[2]（P130）[3]（P7）。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封授贵族的数量略有增加，到1529年贵族数量恢复到55名左右[4]（P48）。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需要获得社会支持，保持社会稳定，乃加大封授贵族的力度，他在位时期封授的贵族大多是在1529年以后封授的。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时，贵族数量达到51个，比他即位时多了9个[3]（P35）。 虽然爱德华六世在封爵问题上较为慷慨，但他在位时间不长。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在封授贵族问题上继续奉行审慎的政策。在她封授、恢复、认可或批准的18个贵族中，6个是原有爵位的恢复，2个是按照女性世系继承的爵位，3个授予了贵族的幼子，2个授予了世家望族的后人，3个授予了王室亲属，只有两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人”[4]（P48-49）。伊丽莎白女王在封爵问题上的吝啬，在其晚年表现得更加突出。1573到1603年间，除了批准威洛比勋爵继承其母亲的爵位和将霍华德勋爵提升为伯爵外，她只封授了一个新贵族[4]（P49）。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的审慎乃至悭吝，加上由于缺乏男性继承人而带来的家族绝嗣，以及一些贵族被剥夺爵位，使得整个都铎一朝的贵族数量一直停滞不前。
    虽说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奉行审慎的政策，但是， 我们并不能以此为证据而断然肯定都铎王权与贵族势不两立，以封爵问题上的悭吝政策，坐视贵族阶层的衰败。1485到1529年间封授贵族的稀少，应该是对约克王朝在封爵问题上的慷慨政策的一个自然反应。封爵过滥和贵族权势强大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不能不让都铎诸王引以为鉴。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是在经历了残酷的“红白玫瑰战争”后，夺得王位的，以史为鉴，他在封爵问题上有意限制贵族的权力和数量。但即使是他，也扶植和提升了贾斯铂·都铎家族和斯坦利家族等贵族[1]（P100）。亨利八世同样通过授予财富扶植了一批贵族以替代失势贵族。亨利八世年轻时最为保守，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封授新的贵族。成年以后，他常常出于政治目的而封赐贵族，将封授贵族与解决政治难题结合起来。他晚年在封爵问题上的谨慎，说明他要保持对贵族的控制。但据说，亨利八世死前不久，对他在位时期的贵族数量不满意，准备再封授10个男爵并提升6个贵族的爵位[3]（P35）。“他致力于扩大贵族的规模表明，他相信贵族的价值。为了保护贵族的地位，他拒绝封赐过多的贵族。”[3]（P37）伊丽莎白一世不愿封授新贵族，不是出于有意削弱贵族的权力和数量，而是出于维持贵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等级的意图。弗兰西斯·农顿（Francis Naunton）根据个人观察得出结论说：“古老血统与忠诚的混合体是符合女王的本性的。”[4]（P48）“为了使爵位贵族这一社会等级的最高层次保持稳定，她在择选新的成员时严格筛选、格外慎重，竭力不使其总体规模无端地膨胀。从而使得爵位拥有者和乞求者都感知到爵位本身的尊贵与威严，成为等级制度的拥戴者和维护者。”[5]（P28）因此，都铎诸王奉行审慎的封爵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坐视贵族阶层的消亡，而是维持一个既不威胁王权又能为君王所用的贵族阶层。
    都铎王朝是建立在“红白玫瑰战争”的废墟上的， 惨烈的贵族斗争和王权的频繁更迭，不能不让都铎诸王牢记在心。因此，自开国以来，历代国王都致力于对权倾一方的权贵加强约束和压制，对于反叛贵族则予以毫不留情的镇压，以确保江山永固。整个都铎时期，一直有贵族被剥夺爵位和财产，甚至有贵族丢了项上人头。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不仅一些有争夺王位资格的、具有前朝王室血统的贵族被处决，而且有不少贵族受到剥夺爵位和财产的严厉惩罚。亨利七世在位时期有9个贵族[6]（P274），亨利八世在位时期有12个贵族被剥夺了爵位[3]（P40）。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有6名贵族因犯叛逆罪而被剥夺了爵位 [7]（P42-43）。 有些贵族受到的惩罚是很严厉的，亨利七世永久剥夺了3个贵族的爵位[6]（P274）。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被剥夺了爵位和财产的斯塔福德家族，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其所拥有的公爵爵位和庞大地产[1]（P100）。“通过零星的处决和剥夺爵位与财产， 通过吝于建立新的贵族家族来取代那些已经绝嗣的家族，都铎诸王成功地减少了权倾一方的大贵族的数量。”[4]（P129）到1620年，在少数统治15世纪晚期社会和政治的家族中，只有霍华德家族幸存了下来，而这个家族已经极为驯服了。从1572年到詹姆斯一世恢复了里士满和白金汉的爵位，英国没有一个公爵。
    虽说剥夺爵位是都铎诸王惩治贵族的严厉手段， 但很少有因为国王的雷霆之怒而灭绝的贵族家族。被亨利七世剥夺爵位的9个贵族中，有6个后来恢复了爵位，被亨利八世剥夺爵位的贵族中，大多数最终也恢复了爵位。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都铎诸王对地方显贵并不是一味地压制、打击，而是恩威并用，恩宠有加。这种恩宠主要体现在：宽恕背叛的家族、允许通过联姻实现家族的合并、建立新的家族、授予显贵相当程度的独立权力。在都铎时期，失宠贵族的再度崛起是不断重复的常事。可以说，正是国王的宽恕政策，使一些贵族不顾受到处决、剥夺爵位等惩罚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背叛，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崛起成为大地主和上层贵族。诺森伯兰伯爵帕西家族，在1537、1569年两次被打倒，每一次都遭到了没收家产的惩罚，但每次都重新崛起成为显贵家族[1]（P101）。 被亨利八世剥夺了爵位和地产的斯塔福德家族、菲茨杰拉德家族和考特尼家族，也都设法逃过了国王的打击，再度成为拥有广袤地产和贵族爵位的地方显贵[1]（P100-101）。都铎诸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未怀疑过贵族的重要性，也从未想到要抛弃贵族的支持进行统治，他们仍然强调贵族的传统作用。“在等级社会里，国王需要贵族，贵族也需要国王。但是，国王需要的是贵族阶层，而不是单个贵族。”[3]（P257）正因如此，虽然国王会毫不留情地惩罚反叛的贵族，但他们不会坐视贵族阶层的衰败。
    谈到都铎诸王对贵族的约束和压制，人们往往以亨利七世为典型事例。 亨利七世的贵族政策确实较为严苛。他在位时期，有9个贵族被剥夺了爵位，还有36 人签署了保证书并交付了保证金，这其中有5人交付了大笔罚金，有3人收到过索取罚金的传票[6]（P274,P292）。然而，亨利七世的做法并不是他的新发明。剥夺爵位在兰开斯特王朝晚期和约克王朝时期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制度了，具结保证和收取保证金也是15世纪生活中常见的约束贵族的形式。既然这种做法有几个世纪的传统，那么它就很难被看做新的或非同一般的举措。尽管亨利七世的许多做法在我们看来是极不合法的，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许多早期国王那么残暴。还有一点应该注意，“亨利七世的恶名更多地应该归因于当时或稍后时候人们对他在封赐贵族问题上的吝啬而不是对其严厉政策的指责。”[6]（P296）这一时期，“赏赐的数量与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国王的臣仆与祈求者的希望，以至他们常常感到急不可待、垂头丧气甚至不满。”[8]（P250）
    都铎时期，英国既没有一支高效专业的官僚队伍，又没有常备军。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贵族进行统治，靠他们来维持乡村的秩序，靠他们提供大量军队来镇压国内的起义和进行对外战争。“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都铎政府的地位是不牢靠的，它得依靠地方上的实力人物。”[8]（P251）现在已经证明，“即使都铎新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也绝没有消灭旧贵族，而是雇用他们在国家任职；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仍然明确认为，稳定的贵族是她的政权的基本部分。”[9]（P173）
    亨利七世虽然采取各种措施对贵族加以约束，但他仍然要依靠贵族进行统治。 当时，英国缺少一支高效专业的官僚队伍，许多治安法官本身的腐败和暴力倾向使他们根本无法维持法律与秩序，即使在村庄这一层面上，也无法达到后来那样的统治效果。以白金汉郡和拉特兰郡为例，16世纪头十年，只有1／5的村庄有一个乡绅，而到1680年超过2／3的村庄有一个乡绅[6]（P268）。在这种情况下， 贵族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的贵族阶层。“即使暴力和背叛也不能摧毁贵族在社会中的关键作用。”[6]（P268）都铎诸王对那些拥有私人武装、 镇守边区的贵族确实抱有怀疑，曾试图以官员取代边区贵族来管理边区，但边区的复杂形势和经常战争使官员无法行使他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不得不继续依靠势力强大的边区贵族。戴克、菲茨杰拉德、诺森伯兰等都是这样的贵族[10]（P332-335）。亨利七世曾经试图改变由贵族担任北部边区总督的做法，但是，边区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不断的战乱，迫使他恢复了任命强大的贵族镇守边区的做法。到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仍然要依靠北方贵族的势力来保证边区的安宁。在都铎时期，“高级政府官职的持有者通常被授予爵位，以加强对他们本人及其所担任的官职的尊重，而且，一些重要的官职总是授予世家望族，以确保他们的支持并强化他们的忠诚。”[4]（P29）亨利八世任命的法务大臣（High steward）绝大多数是伯爵或伯爵以上的贵族，另外如掌礼大臣、大法官、王室总管、宫廷侍卫大臣等也完全或大多由贵族担任[3]（P164）。在任用官员的问题上，伊丽莎白一世同样固守传统主义，她任用贵族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在她的王座周围围绕着一些高级贵族。在地方，象郡长兼首席治安官这样的要害官职，也逐渐成为各郡最显赫的贵族家族的世袭职务。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为了加强对局势混乱地区的统治，任命各地贵族担任郡督一职。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郡督一职成为常设职务。亨利八世在位时期，王室森林首席法官一职几乎完全被贵族把持着[3]（P200），在北方政务会和威尔士政务会中也有多名贵族[3]（P196-197）。
    在军事上，都铎王权同样摆脱不了对贵族的依赖。都铎王朝建立之初， 曾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削弱贵族的军事力量。然而，这些措施大多限于亨利七世生前，很快就被都铎王朝对贵族提供的军事服务的需要破坏了。由于都铎王朝的“历代国王都只有数量有限的近卫军”[11]（P567），无论是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还是伊丽莎白一世，都要依靠贵族提供的军队出征作战。虽然这会带来危险：在战争时期率领大批军队的贵族，有可能在和平时期成为法律的破坏者。但是，这毕竟满足了国王在战争时期的需要。在亨利时期进行的少数对外战争中，英国军队是按照传统方式，由贵族和上层乡绅的侍从和租户组成的。“亨利八世的军队依然十分混杂，而且是临时七拼八凑而成的。在国内征召的旧式贵族家丁与从海外招募的雇佣军混杂在一起。”[12]（P128）1523年，亨利八世手下的军队中有三分之一是贵族的军队。对“求恩巡礼”和瓦特起义等的镇压，都是由这样的军队去完成的。即使在都铎末期的军事活动中，国王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贵族。在危急时刻，伊丽莎白一世仍然要向她手下的贵族求助，这些贵族是最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因为他们仍旧拥有对手下租户的控制力。
    都铎王朝不仅要靠贵族提供兵员，而且要靠贵族来统率军队。在16 世纪的几次对苏格兰战争中，贵族都担当着军中的重要职位，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522年，施鲁斯伯里被任命为对苏格兰人作战的统帅[3]（P146）。1542年， 诺福克公爵出任对苏格兰战争的军队统帅。都铎王朝后期，统领尼德兰驻军的是莱斯特伯爵，统帅海军的是霍华德勋爵，掌管爱尔兰驻军的是埃塞克斯伯爵[4]（P96）。从亨利八世到“血腥玛丽”再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诸王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常备军，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实际上，“都铎王朝垄断武力的斗争，持续时间更长、更加复杂，取得的成就也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大。”[4]（P107）在17世纪以前，组建一支脱离封建联系的国家军队的重大变革尚未发生，大多数军队仍然是封建性的军队。戈林博士指出，都铎早期实行的是双重的军事制度，一方面是半封建的，另一方面是国家的[4]（P101）。虽然两者的重要性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双重性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仍旧存在。直到17世纪晚期，英国建立了常备军，才结束了贵族为政府提供军队的传统功能[1]（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