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都铎时期是新型的王权与贵族关系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诸多变化，极大地影响着王权与贵族的关系。
    变化之一是，国家在贵族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都铎时期， 国家权力机构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些发展为贵族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为贵族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机会，这是他们的前辈想象不到的，他们当中那些能够适应国家需要的人，那些在国家政权机构中找到了位置的人，获得了他们的前辈无法得到的权力，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财富是他们的前辈无法相比的。贵族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好处。“他们不能再进行私战，但是他们可以为君王而战，并且是为巨大的回报而战。他们可以通过以其他方式为君王服务而获益，如出入宫廷或出任官职，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还可以从更强大的王室政府提供的和平与稳定中获益。”[13]（P147）
    变化之二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贵族权力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必须放弃传统的政治行为，抛弃炫耀个人暴力的军事活动、领主与附庸的政治纽带、独霸一方的政治特权，要学会做新型的廷臣、官吏和军官。他们要通过宫廷、在王室政府的体系内来行使其权力，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国王及其官员被排斥在外的权力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代表的是国王的权威，而不是来自土地或爵位。”[10]（P287）
    变化之三是，国王逐渐拉大了与贵族的距离。在这一时期， 国王不再把自己看做是贵族中的一员或贵族中的第一人，他们逐渐使自己的地位高居于所有臣民包括贵族之上。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被贵族承认为最高军事首领的国王摇身一变，以民族的代表出现，打起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从贵族的圈子里抽身出来，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14]（P181）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必须重新认识自己与国王的相互关系，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
    因此，从贵族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必须改变和调整自己， 以适应国家权力新的、异乎寻常的变化。可以说，都铎时期贵族反叛的减少，就是这种调整和适应的一个突出表现。
    都铎时期英国较大的一次贵族叛乱是1569年11月的北方伯爵们的反叛， 这次叛乱是由第七代诺森伯兰伯爵托马斯·帕西和第九代维斯特摩兰伯爵查尔斯·内威尔领导的，他们在地方的地位由于失去国王的恩宠而处于危险之中，“这是500 年来高地地区反对伦敦干预的斗争的最后一幕”[4]（P121）。另一次较大的贵族反叛是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的反叛。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王权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旧贵族的反叛，而后者则是未能承袭前辈所享有的特权的新贵族的反叛。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贵族反叛不再将矛头指向国王，而是大多指向国王手下的廷臣。如，1536年10月的北部起义将矛头直指出身低贱的政务会成员，尤其是李奇和克伦威尔，而1569年的北方叛乱则将矛头指向伯利勋爵[1]（P118）。贵族反叛这一王权的传统威胁的最终消除，得益于多种因素，如经济的、法律的、思想观念的等等。
    首先，都铎王朝历代国王都致力于对权倾一方的大贵族加强约束和压制。对于胆敢反叛的贵族，都铎诸王更是予以毫不留情的镇压。“都铎王朝在使地主阶级放弃其传统的暴力习惯并使他们服从法律的规范上所取得的成功，有着深远的革命性的影响。”[4]（P121）通过这样的做法，都铎诸王不断向贵族传递一个信息：他们只能与王权合作，否则就会遭到镇压。
    其次，整个社会的忠诚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庄园制和农奴制的崩溃， 贵族无法再凭借封建权利来获得反叛所需的人力。而且随着民族情感的不断强化，社会各个阶层都把忠诚于国家作为国民应尽的义务。这些变化极大地削弱了贵族反叛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贵族们开始意识到，如果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富有，就有必要改变其价值体系。”[15]（P398）如果他们不能使自己在新的权力系统内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失势者。
    第三，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的出现，使得诉诸暴力成为最不可取的下策。 随着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提高，议会成为贵族从事政治斗争的舞台。随着贵族政治上的成熟，他们意识到国家是超出各个阶层之上的，他们的不满不能只通过独立的个人反叛来表达，而是必须改变中央政府的总政策。为此，他们逐渐抛弃了暴力反叛的斗争手段，而是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来达到目的。他们“已经不大考虑对政权的活动范围与目标进行明目张胆的限制了。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以最佳方式利用这一框架达到一己目的--增加他们的权力、威望和财富，尽量扩展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贵族因素和象征。”[16]（P183）
    第四，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历史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 可供贵族发泄情感和精力的途径增加了。他们的政治角色日益多样化，议员、政府官员、军官、宫廷官员都向他们开放。在经济生活中，贵族不再局限于土地之上了，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同样成为他们的活动领域。在文化生活中，贵族不再只是看客，而成为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指导者。丰富多彩的生活改变了贵族的本性，他们变得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一改赳赳武夫的形象，他们的行为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贵族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上， 现在已经很少有史学家坚持二者相互敌视的看法。英国史学家追随麦克法兰的修正学派观点，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看法：王权和贵族的持久合作不仅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特点，而且总体来说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国家组织的主要特点[17]（P35-36）。在这种观点看来，国王和贵族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的死敌，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实际上，近代早期的多数政治进展是控制和规范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同这种对话与合作并存的是在对话与合作的内容和条件即贵族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上的斗争。
    贵族之所以能够与王权持久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 从中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封建农奴制和庄园制的崩溃，整个国家制度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转折调整期。在此期间，政治、法律、军事权力向上转移到集权化的中央政府手中，“权力在村社层次上被削弱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却实现了集权化”[12]（P41）。这个新的国家机器虽然也要对贵族内部的一些个人与集团进行惩戒和打击，但它并不敌视贵族，也没有要消灭贵族，它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贵族阶层的整体利益。有一些贵族可能丧失了手中的权力，但贵族阶层不仅没有失去权力，反而在新的国家机器中继续执掌大权。在这期间，虽说也发生过贵族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从来不是贵族的全面的、统一的反抗，因为，贵族与王权是同根所生。根本利益的一致，决定了贵族与王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是根本性的。“他们对王权有较强的政治向心力。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必须依赖和支持他们的政治总代表--王权，这是他们普遍具有的最基本的政治立场。”[18]（P350）而王权也并不向社会特权展开殊死的斗争，因为正是在社会特权中它的地位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它只同那些抵抗其权威的特权和声称免于其统治的特权进行斗争。
    虽说都铎时期，英国王权在不断强化，但是， 王权总是要受到制约：受它支配的传统政治团体的存在以及支配它的无所不在的道德法规，都在发挥这一作用。由于王权从未行使过绝对权力，“国家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也都不是绝对的”[12]（P41）。
    贵族之所以选择了与王权合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贵族从君主制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许多益处。王权和贵族的共生关系体现在国王作为等级社会的最高庇护者的地位上，作为富有程度超过任何臣民的君主，作为国内唯一的公共权威的源泉，作为社会荣誉的来源，国王能够给予贵族爵位、官职、土地、年金和许多其他馈赠[19]（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