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政治地位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贵族在政治上处于危机和衰落状态。“对贵族的控制，再加上人们猜想的都铎王朝对中等阶层的顾问的偏爱，导致了贵族权力的急剧下降。”[20]（P160）劳伦斯·斯通在他那本《贵族的危机1558-1641》中提出的观点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代表。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笔者以为，认为贵族在都铎时期陷入政治危机的观点是片面的，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都铎王朝的约束与压制政策对贵族阶层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打击。 都铎王朝建立后，为了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以前一些王朝因贵族势力过大而带来的动荡与不安，采取了各种措施约束和压制贵族：通过剥夺爵位和财产来破坏贵族的实力，减少势力强大的显贵数量，封授新贵族来抗衡显贵的势力，限制并减少贵族的家臣数量，限制家庭仆役穿着号衣，禁止兴建新的城堡，禁止贵族储存大量的新武器。此外，都铎诸王还努力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贵族相信，使用暴力手段不仅是违法的、不高明的、不光彩的，在道德上也犯有过错；使贵族的侍从和租户相信，他们对其主人的忠诚不应当扩展到支持用武力解决私人争端，更不用说采取武力对抗王权的行动了。
    然而，这不是几年之内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要花上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运用多种手段、在诸多领域内进行不懈的努力。“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转变，它涉及权力问题、技术、土地所有权、经济结构、教育、身份标志以及荣誉和忠诚的概念。”[4]（P98）况且，都铎早期对贵族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所产生的效力，很快就被都铎王朝对贵族提供的军事服务的需要破坏了。无论是发动对外掠夺，还是抵御外国入侵，抑或是镇压国内的反抗，国王都必须求助于忠诚的贵族。更多的详细研究表明，贵族的军事力量及其与武装侍从的结合比人们时常认为的残存时间还要长。在伊丽莎白时期，这类显贵如诺福克公爵、莱斯特伯爵，仍然有能力召集私人军队，我们还注意到，1599年彭布罗克伯爵向女王保证，在紧急的情况下“在我的侍从中至少可以提供300匹马和500名步兵，他们全部用我自己的武器和装备武装起来。”[20]（P160）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建立的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仍然由贵族所控制，只不过，他们行使的是国家的权力而不再是贵族的个人权力。
    都铎诸王在惩治反叛贵族的时候，并不是采取彻底消灭的策略。亨利七世在位时期剥夺了一些贵族的爵位和财产，但后来大部分贵族又获得了归还或补偿，当然并不一定是全部归还。伊丽莎白一世在处理反叛贵族时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方法，她认识到这些贵族家族的重要性，因而在处理反叛贵族时，时常将爵位授予其家族的分支。例如，诺森伯兰伯爵所受的处罚并未摧毁帕西家族，因为他的兄弟亨利·帕西爵士仍旧效力于伊丽莎白，并成为第八代伯爵。许多其他家族也通过这种办法保住了他们的爵位和财产。[21]（P78）在这一时期， 虽然个别贵族家族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治，但“个别家族的兴衰成败并没有破坏根本性的权力结构”[18]（P256）。
    其次，在都铎时期的政治架构中，贵族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许多学者强调在枢密院、政务会议等机构中的非贵族因素，并借此认为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以外。政务会议改革确实引起了贵族作用的改变，但那些失去政务会议成员职位的贵族，并没有被排除在他们可以继续以原有方式发挥作用的机构之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说，议会更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通过议会制定法律、批准税收。他们将财富和社会影响转化为得到公认的威斯敏斯特的权力。“参加议会会议的所有贵族都有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国家政策中去。”[3]（P132）
    过去，人们曾经认为都铎诸王仅仅依赖新人，可事实是，贵族在国王的眼里仍然是最可信赖的社会阶层和统治力量。“从原则上说，王权并不敌视贵族的利益。相反，国王认识到，贵族是人民的天然的和传统的统治者，而且也是国家的唯一支柱。”[22]（P114）亨利七世认识到，必须与贵族打交道，赢得贵族的合作，确保贵族将其看做依赖、庇护和获得利益的源泉。在分配财富和权力的问题上，亨利八世比亨利七世更加谨慎。他封授官职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官职，仍然落入了与亨利八世关系最密切的贵族手中。没有人能够在贵族身份是关键条件的领域向贵族提出挑战。而且，某些官职仍然是贵族的专有权利。16世纪30年代的枢密院改革极大地减少了贵族成员的数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1536到1537年的枢密院有19个成员，其中有9个贵族，他们是诺福克、萨福克、埃克塞特、桑兹、牛津伯爵、苏塞克斯伯爵、爱德华·西摩尔、比彻姆子爵、克伦威尔勋爵托马斯[3]（P112）。虽说对贵族来说，其声望的丧失是相当大的。但是，枢密院近一半的成员是贵族这一事实，很难动摇贵族统治的观念。在这之后经常参加上院会议的贵族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枢密院成员。虽然并不能说是他们的上院成员身份为他们带来了枢密院的职务，但至少说明，此时枢密院对贵族更加开放。“在16世纪的英国，将贵族排斥在中央权力之外的政府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他们获取权力的途径发生了变化。”[3]（P112-113）从1509到1536年，所有的公爵、侯爵，几乎所有的伯爵，所有的子爵，都参加过政务会议。1536年以前被封为贵族的8个男爵，在成为贵族前就是政务会议的成员，他们是：马尼、伯克利、桑兹、沃克斯、赫西、温莎、莫当特、乔治·博林。9 个亨利八世即位以前被封为男爵的贵族也是政务会议的成员，他们是：赫伯特、黑斯廷斯、达西、伯纳斯、芒乔伊勋爵威廉·布伦特、伯格温尼勋爵乔治·内维尔、北方的戴克勋爵托马斯及其儿子威廉、约翰·鲍彻[3]（P105-106）等。因此，1536年以前的政务会议为许多贵族提供了参与中央政府决策的机会。
    虽然都铎诸王认为独立的贵族权力是无法容忍的，但他们也发现， 以国王名义、按国王利益实施的贵族权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此，都铎国家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以牺牲贵族为代价的，而只是要求贵族改变其政治功能。史学家们早就一致认为，都铎诸王并不反对这种贵族权力。“他们视贵族为地方社会的天然领袖，继续依赖贵族来管理地方政府。”[10]（P331）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辽阔土地仍由贵族家族统治着，这些贵族是王权在地方的代理人。在北部和威尔士边区的政务会议里有贵族的位置，而郡督是作为一个永久的职务在所有郡里设立的，而不只是不安定地区的临时安排，这个官职的设立使地方政府牢牢地掌握在贵族的手中。这只是到18世纪早期贵族全面控制地方政府的进程的第一步[1]（P108）。 “都铎王朝统治的特殊之处，是其在封授新爵位和授予私人统治和军事权利方面的节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需要上对地方显贵的不信任。”[1]（P104）
    第三，都铎王朝对乡绅并没有特别的偏爱。 主张都铎王权反贵族的观点的一个必然后果是，都铎王权对乡绅有着特别的偏爱。对都铎王朝政治的解释，不仅包括贵族的衰落，也包括乡绅的崛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一是，都铎诸王确立了一批新的贵族家族并在其政府系统内利用贵族；二是，都铎诸王在进行反贵族的行动时并未对乡绅有任何特殊照顾，而且他们的倾向是延续而不是改变乡绅的传统政治功能。“都铎王朝对乡绅的利用仍然是传统的。它并未试图弭平贵族和乡绅间极其不成比例的特权差别。”[1]（P110）乡绅仍旧是补充国家官员队伍的一个主要源泉，但其方式是传统的，他们只有通过获得爵位才能出任更高的官职。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高级军事将领的身上。16世纪30年代北方边区的戍守长官职务是由乡绅担任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而且只是因为缺乏合适的贵族人选。军事领导权往往限定于取得过军事成就的贵族家族。16世纪40年代早期，爱德华·西摩尔闯进了这一排外的领域，这只是因为他已升入了贵族的行列，同时布兰顿和霍华德两个家族的失败为他提供了获得高级军事职务的机会。“都铎王朝新设立的一些高级官职虽然可以为乡绅获得，但并不是以贵族遭到排斥为代价的。”[1]（P110）都铎诸王确实不拘出身门第，罗致一些有才干的人作为政府的核心人物。托马斯·沃尔西、托马斯·克伦威尔和威廉·塞西尔都出身于中间等级。然而，这些人只是王权借用的力量，并不是他们各自“等级”的代表。实际上，“塞西尔宁愿将政府中的职位留与贵族担任，也不愿惠助那些与他同样出身微贱的人求学受教育，以防止他们跻身于政府官员之列。”[2]（P127）另外，反叛乡绅受到的惩处和反叛贵族受到的惩处同样严厉，衰落的乡绅家族的复原机会常常要小于衰落的贵族的复原机会。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 都铎时期的英国贵族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与作用也曾出现过动荡，但这只是调整中的必然现象，这些动荡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贵族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