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时期。辽与金作为具有独立的文字同时又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史学各具独有的特征。瞿林东先生在《中华文明史》第六卷的相关章节中提出，辽代史学在文字、史书记载内容及史家构成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而在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中，史学又成为直接或间接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载体。他还认为，金代史学的突出特点是史学与社会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史学形式受社会历史诸方面制约，而同时又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现者[7]。 对辽代史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杨树森先生的《辽代史学述略》及吴怀祺先生的《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二文。杨文就辽代修史制度和门类、辽代史学代表人物和主要的史学著作、辽代史学的特点一一论述，在理论认识上亦多有创见[8]。 吴文着重从史学思想方面阐述了辽史学的发展，认为辽统治者重史鉴的思想是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与前提，是辽朝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文章还认为辽史家对汉族先民及其文化的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的主流，它渗透到各个文化的层面”，此为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9]。 此文反映了辽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趋势。金代史学研究以崔文印先生用力最勤。他在《金代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文中，从女真文字创立、实录修撰、史家生平、著作等方面对金代史学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10]。他于80年代初先后发表的《大金国志初探》、《大金国志新证》二文，亦为金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注：关于《大金国志》的成书年代，史学界众说不一，据崔先生考证，此书当成于金代，故置于此。）吴怀祺的《金世宗时期的史学和大定之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何宛英的《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金北人的《完颜勖与金代女真史学》（《蒲峪学刊》1992年第1期）等， 则为进一步探讨辽金史学的面貌、特点、影响多有启发。关于西夏史学，在《中华文明史》、《西夏文化》（史金波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党项史研究》（白滨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简明西夏史》（李蔚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史著中均有论及，可资参考。
    元代。新中国建立之初，元代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元修辽、宋、金三史的评价与分析。近20年来，不仅在三史评价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而且还在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元朝“国史”与“脱卜赤颜”的区别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理论方面，有的学者把元代史学置于民族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提出“多民族史学的新发展”是有其最为突出特征的看法[11]；还有的学者注意从史学思潮的角度剖析元代史学的方方面面，其主要成果有叶建华的《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王晓清的《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 江湄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 期）等。关于元代史学的其他成就如地理书、私人行记等虽有论及，但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对我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是满族。从史学史角度对满洲贵族入关以前的满文老档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乔治忠先生的《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与《清入关前满文档册考析》二文。作者认为，满文老档“给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因素，成为清朝官方史学得以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12]对于清末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往的史学史论著多从御侮图强的角度对其进行介绍与阐发。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从清代前期的历史地理学直到张穆、何秋涛、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贯穿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而后者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之深沉的民族觉醒意识”[13]。这一认识表明，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传统夷夏观、民族观的内涵与外延都开始随着时代特征的转变而产生较大变动。有清一代，民族史学在历史撰述与理论认识上都成果丰硕，对它们的深入研究，亦当是今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专题研究 50年来与民族史学有关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为史家、史著研究：一是对民族史家生平事迹、主要著作的考订，以及民族史著的版本源流、资料讹误的考证校勘；二是对汉族史家及其民族史撰述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编纂思想等理论问题的分析与评价。而全面探讨民族史学的成果则暂付阙如。
    史家、史著的考证性成果。史家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藏、契丹、蒙、回、维吾尔、女真等民族史家的生平考略均已展开，其形式多以个别史家为主；但亦有通考某一时代民族史家者，如朱永邦《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1981年第1期），朱子方的《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4期）等。前者利于对史家个人的全面、深入把握， 而后者则利于从史家群体的考察进一步窥得此历史时期的史学特点。史著考订方面，《云南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古秘史》、《泐史》、《青史》等均出现有份量的考订文章，其考订范围广涉著者、成书年代、编纂体例、史料辨误、续作情况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史家、史著的理论研究。关于史家民族史观研究，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专门讨论，此处从略。史著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某些新问题的认识，如李锡厚的《〈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宝力高的《浅谈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等； 一是对旧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元修三史仓促而成，后人对此多所诟病，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从史料价值、思想传统等方面对其作了新的分析，认为“这三部史书的史料价值，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高的”[14]，且在史论、史学思想方面也继承、吸收了前代及当代史学的优良因素，故“元之不善，不当如是也”[15]。这两种形式的研究，对于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