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上的拓展与深入
    （一）自觉意识的增强与研究对象的探讨 50年来民族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良好的发展势头说明，对理论的探讨既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史研究在各个层面上的展开，民族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提及这一领域的是白寿彝先生，他在1985年指出：“就中国史学讲，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族史学史的研究阶段。有的书里，也讲了《契丹国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不能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长久的史学，但有不少的民族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积累。”[16]（P343）这种研究的自觉意识的提倡，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989年，施丁先生在总结新中国40年史学史研究成果时亦指出：史学史今后发展的方向是“通”，不仅要通古今，而且“对汉族的史学史要研究，对蒙、藏、回等各族的史学史也要研究。”[17 ]（P600）这段话着眼于建立完整的史学史学科、 从培养史家“通识”的角度谈民族史学的重要性。1995年，瞿林东先生在《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一文中，就这个时期民族史撰述的三种表现形式，即皇朝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国史”与“正史”中所著录的民族史专书，以及地方史与民族史的结合等作了概括[18]，从而第一次对民族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界定。这说明，民族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在不断朝着明确、具体的方向发展。
    （二）民族史观研究的三个趋势 受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历史格局的影响，民族史观在我国古代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成为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说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发展轨迹大致体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关于史家之民族史观研究由浅及深的趋势。以司马光民族史观的研究为例，有的学者认为他的民族关系主张是“以妥协退让来求得边境的安宁”[19]，有的研究者则强调“务实”、“守信”、反对正闰论是其民族观中的精辟见解[20]。这些观点均带有论述较为分散，缺乏对各分论点进行联系考察的特点。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弥补这一欠缺，如张全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一文，在对司马光的“非正统”史观作了全面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正是这种“非正统”史观导致了他在史事记述、史学评论、民族史观上的一系列进步主张[21]，此即是从思想根源上探讨史家民族史观的尝试。在杜佑评价问题上，以前的论述多从进化思想角度阐发、评判其民族观，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则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杜佑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证其观点，包含了某些“真理的成分”[22]。尽管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但人物研究中不断深化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关于对史家与史著之评价逐步走向全面、客观的趋势。在这一点上较具代表性的是对司马迁的《史记》的民族史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论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的思想；二是同情弱小、反对侵扰掠夺的倾向。80年代以来，在肯定司马迁民族观的积极一面的同时，更多的学者指出，用“民族等列思想”而非“民族平等观念”来给它定位更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实际[ 23] （P419）；在论及对汉武帝军事政策的态度时，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并非反对“施暴力于统一”的方式，而是积极肯定了汉武帝“席卷四海”的历史功绩[24]；还有人从司马迁对西域诸国态度与两关以东地区民族态度加以对比入手立论，认为这导致了司马迁民族史观的欠缺与不足[25]等等。对司马迁及《史记》局限性的阐发，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其在民族史学史上的地位颇有启发。
    第三，新观点、新认识不断出现的趋势。就同一问题提出的新观点、新认识，一方面是由于新的理论被引入而产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史料不同及认识角度的差异而使然。50年来，在民族史学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认识亦不出此两途。第一种情况较为简单，第二种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如对《华阳国志》民族史观的研究，是从新角度出发开创的新研究领域；而有些讨论则由于各种原因带有明显的论辩色彩：对《南史》、《北史》，多数论著都主张倾向统一是它们的突出特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南史》、《北史》在编撰过程中是富有正统观的，倾向统一并非其主题[26][27]；与王夫之民族史观代表着反民族压迫的进步倾向观点相对立，有学者提出他的民族史观是完全消极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种族偏见”，“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一种倒退”[28]。有的研究者则从王夫之个人思想演变出发，认为他到了晚年，“夷夏之防”观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清廷的政治态度都有了很大改变，应具体分析[29]。
    （三）关于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问题是民族史研究、同时也是民族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民族史研究当中，近20年出现了一批论述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历史作用的成果，其中尤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最具代表意义。费文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民族集团是各民族融合的核心[30]。这可视为近20年来民族史学界就此问题讨论的总结与最高成就。此外，林甘泉先生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谷苞先生的《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民族史学研究领域，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了我国古代史学中的华夷之辨与大一统思想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如孙家洲在《“正统之争”与“正统史观”》一文中认为，正统之争不仅是“稳定汉族政权的向心力”，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的强大凝聚力”[31]。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较重要者有瞿林东先生的《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等文章，以及陈其泰先生的《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一文。瞿先生认为，民族凝聚力是我国传统史学现代价值的重要方面，而史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历史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32]。陈先生的文章则重在从中国史学连续性的角度谈民族凝聚力问题，他认为“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33]。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民族史学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与进步的趋势。第二，相关学科在理论、方法、成果上的交叉与融合。第三，历史学同民族学的进一步合作，尤其是史学史研究同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合作，定会对21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