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人败绩，遂灭卫。”国人还有从氏族部落时代继承下来的部落成员的民主权力，国君要靠国人打仗和支持。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就可能国破家亡。卫懿公得罪国人而亡国，就是最形象的例子。
    春秋时期，我们看到国人对国家大事总是积极主动表示意见。国人对国君不满或意见不一致，就可以把国君赶下台，赶出国门。国君不好，国人就把他赶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左传》襄公十四年，卫人又出其君献公：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师旷的话，反映了当时人对出君的看法，也反映了君臣关系。君不好，罢免他，这是人民的权，民主权。国人能驱逐国君，也能驱逐贵族。贵族主政，处理政务不当就可能遭受国人驱逐。《左传》中这类事例很多。国人关心国事，常参与贵族与国君间的斗争，也常参与贵族与贵族间的斗争。往往是国人支持谁，谁就胜利。《左传》中这类事例太多了，不举例。
    古代人民的民主权力，在墨家学派中反映得最强烈。墨子主张天子、三公、诸侯国的正长，都由人民来选举。“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置之以为三公”，“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立置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墨家集团的成员多半是社会下层劳动者，如小手工业者，乃至游民无产者，一种消费共产思想在墨家集团中比较流行和实行。
    战国时代，民主势力还是很强的。有代表性的是士在政治上、社会上势力的强大。士是社会上智慧的化身，国君要想使他的国家在列国竞争中能够存在并进而强大，无不礼贤下士，求得智者对他的帮助。国君礼贤下士者中，魏文侯是最有名的。“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史记·魏世家》）齐国有稷下，集中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贵族中四君子养士是最出名的。士大夫合则留不合则去，大丈夫气概，非常神气。
    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史记·魏世家》）
    战国时代，民权、民主思想表现最强的是孟子。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说：臣弑其君可乎？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又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齐宣王听了孟子的话，也无可奈何。孟子在另外的地方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设或有人敢在朱元璋面前说这些话，是要杀头的。朱元璋不喜欢孟子，他差点把孟子从圣庙里逐出去。孟子当时敢说这些话，反映战国时代民权的高涨，君权还没有绝对化。先秦时代，是君、贵、民三权平行鼎立时代。
    二 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平民权衰而力图挣扎的时代
    秦和汉的前一时期，比如说武帝以前时期，君权有些高涨。这和秦的起家和秦灭六国统一全国有关系；也和法家学说得到国君、皇帝的信任和使用有关系。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商鞅变法打击了贵族，也以什伍贬低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强化了君权。秦始皇统一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使民间没有武器；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同上）这是打击旧贵族和豪侠之士。可是贵族们的族权，仍以各种形式、面貌在以后的历史上出现（六国旧贵族、强宗大姓、世家豪族、门阀世族、缙绅地主等）。他们的地位，历代不衰。秦统一后，六国贵族豪杰多隐名埋姓，潜伏在民间。如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避地吴中。（《史记·项羽本纪》）又如张耳、陈余，大梁人。秦灭魏，知道这两人是魏之名士，下令捕得张耳者给千金，陈余五百金。（《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六国的贵族和社会上的豪强之士，对秦自然是仇视的。韩国贵族张良，有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结客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虽未成功，亦可见其仇恨。（《史记·留侯世家》）
    秦末，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对“三户”的解释，有说是三户人家，有说指楚国三家大户：景、昭、屈。语意上以前说为通，实质上以后说为强。秦末农民暴动，主力当然是农民，但领导权却在六国贵族和接近贵族的英雄豪杰之“士”手中。张耳、陈余受陈涉命，北略赵地，他号召赵地豪杰说：“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的话，是战略贵族、豪杰之士的心声。六国的旧贵族和豪杰之士，大都参加了反秦运动，秦就是败亡在他们手里。陈胜只是首事而已。西汉政权建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对六国旧国贵族和豪侠之士打击得更严厉。对强暴的，则打杀镇压；安分的也要迁徙，迁到关中天子脚下。
    他们是举族同迁的。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徙齐国田氏，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及豪杰名家十余万口于关中。（《史记·娄敬叔孙通列传》）汉景帝、武帝时出了一些酷吏，这些酷吏的对手不是一般人民百姓而是贵族和豪强。迁徙强宗大姓，成了西汉的国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皇帝和他们的矛盾就是君权、皇权和贵族权的矛盾。
    秦始皇打击旧贵族，却还保存下来廷议制度，还任用博士（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使他们也参加廷议。这多少有点古代贵族参政的遗迹味道。也算是“内朝”制的遗迹吧。秦对农民则是压到底层的。农民的任务就是耕、战，耕战之外什么也别管。人民的政治权力，在秦似乎是看不到的。汉继承了秦的廷议制，也有博士参加。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比秦时应说又有些提高。汉究竟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