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任用官吏，主要有察举和征辟二途。《通考》：“选举、辟召皆可以入仕，以乡举里选循序而进者，选举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卷28）征辟制似为先秦国君“招贤”办法的遗续。郡国察举制似起自武帝时儒家董仲舒的建议。《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董仲舒是以“贤良”对策的。他所谓二人，即指贤良。郡国守相，每年推二位贤良给皇帝。贤良、文学，多是来自民间。公孙弘也是在武帝初即位时，“以贤良为博士”的。他是“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书·公孙弘传》）王吉，“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汉书·王吉传》）贡禹，“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汉书·贡禹传》）贡禹自己说他家族的情况是：“臣禹年老贫穷，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同上）这里先要弄清楚一下秦汉时期贫富的概念，有多少资财是贫富的界限。
    《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按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曰：“今资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朕甚愍之。资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汉书·景帝纪》）汉时，资万钱，算百二十七钱。“资算十以上乃得宦”，是有十万资产才得为吏。韩信家贫不得为吏，说明家财低于十万。《汉书·文帝纪》赞曰引文帝的话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师古注说：“中谓不富不贫。”汉代，金一斤为钱一万，百金百万，十金十万。家资十万是不富不贫的中家。十万以下，自然是贫家。韩信家贫不得推择为吏，大约家资不满十万。贡禹家资不满万，加上田一百三十亩，仍然穷得“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自战国以来，五口之家有田百亩就算很理想的农民之家了，但还是个穷家。
    汉代作官有很多途径，察举、征避之外，还有作郎等等。武帝时起，儒术独尊，博士弟子的仕途大开。所有这些途径都为一般比较贫穷之家的人开放绿灯。可以说，这些制度和察举制度，都起了协调君权和平民权的作用。在民主权已日渐萎缩的情况下，使贫民通过察举又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使政府获得从民间来的新生力量。董仲舒和以后的儒家士大夫，可以说是古代平民权的代表，也可以说他们是贵族权的代表，他们又提出天和五德终始说来压制皇权。
    五德终始说起自战国邹衍，董仲舒承之。他把阴阳五行说和儒家德教仁政结合起来，创作五德终始说。它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用天人相应和天道循环来说明皇帝政治修明则天降祥瑞，政治腐败则天降灾异。天不私于一家，天上五德运转，地上皇朝与天上五德相应，也要轮换进行统治。天上换德，地上就要换朝代。这种当时流行的思想，是平民权的旗帜，平民把天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用天和君权对抗。
    这是先秦“天听自我民听”、“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思想的继承。这是民主权借天命而表现，以天命压皇权。这是汉朝儒家的理想。王莽信这理想，他在这理想支持下，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中国历史上民主权的又一次高峰。但是王莽失败了。虽然禅让的形式还有一段时间在改朝换代时被使用，但它已是形式，虚伪的形式。此后，天只为皇帝用，不为民用了。
    三 魏晋南北朝时代--君权、贵族权保持平衡时代
    继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古代贵族权的继承者门阀世族和豪族与皇权矛盾、平民无权的时代。平民多半成了半自由的依附民。
    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世族拥戴下建立起来的，它对门阀世族完全是依靠的关系。特别是初期，对王家，王导、王敦，完全依靠。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晋书·王敦传》）。元帝即位，拉王导同坐御座。东晋时期，是门阀世族继承下来的贵族权的鼎峰极盛时期。刘宋时期，皇权已压倒门阀世族，但在贵族门第方面，仍不许皇权干涉。《宋书·蔡兴宗传》：
    王弘为太祖（文帝）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可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径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球举扇曰上似有轶文）：“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
    按：王弘是宋高祖刘裕时重臣，不当有此故事。非记载故事。即必是另有一王弘。又《南史·王球传》：
    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
    皇帝“改容谢焉”和皇帝说“我便无如此何”。这是古代贵族权的继承者门阀世族对皇权的对抗。皇帝连使门阀贵族和庶族相交的权力都没有，贵族可以“臣不敢奉诏”来对抗。皇帝也只有“我便无如此何！”还得“改容谢焉”。
    门阀世族完全控制着九品中正官人之法。其结果是高级官吏都为门阀世族所独占。西晋时便已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及“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
    汉代的察举制度，魏晋南北朝时还形式上存在着，但已不起作用。其所以没有作用，是因为民已无地位。汉代很多朝廷大臣都是由察举和征辟出身，魏晋南北朝通过察举而登高位的可谓绝无仅有。此时期的平民，已大体降为依附民，政治方面已完全无权力。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贵族权最盛的时期。个别时期，如东晋，贵族权竟至和皇权抗衡。
    四 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
    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南北分裂，再建统一大帝国。君权也随之强化，贵族权衰落。隋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百官的控制，加强皇帝对人民百姓的控制。例如：一、开皇十二年，“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隋唐·高帝纪》）这是加强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二、开皇十三年二月：“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同上）这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不得有反抗思想，对人对事不得有评论权。三、开皇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同上）禁民间有兵器。四、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同上）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力。五、仁寿元年六月，“诏曰：……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今宜简省。……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愚民政策，向专制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