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符坚肆虐，梴扰五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专指376年前秦动用武力击灭前凉，并“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22)，也许张礼臣的祖先恰在被徙之列，或遭到经济上的掠夺，遂避难西奔高昌。吐鲁番还出土了其祖张雄、父张怀寂的墓志，《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雄)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并序》云：“天分翼轸之星，地列敦煌之郡。……则有寻源昆阆，倚柱凉城。跗萼散于前庭，波澜流于右地。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焉”；《大周故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张府君(怀寂)墓志铭并序》亦曰：“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23)，可见张氏确为敦煌大族，前秦时西迁高昌。在三方墓志中，只有张礼臣墓志铭说到了“符坚肆虐，梴扰五凉”的话，而其祖、父墓志铭中均未提及，这些墓志均撰于唐代，距离前秦统治河西已有三百多年，其追述祖先往事是否确切，尚有待证实。第二种理解，是指前秦在统治河西的整个十年间实施了暴虐统治。西凉末，主簿氾称上疏云：
    梁熙既为凉州，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383)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返)，子败于前，身戮于后(24)。
    氾称所言虽属隔朝追述，但距离前秦梁熙刺凉才三四十年，可信度较高。从前秦攻克姑臧后对河西官民征收1.3“万斤”金银来看，氾称所论梁熙“内多聚敛”一语应该属实，这其实是前秦推行剥削较重的经济政策所致。蒋福亚、贾小军均据此对梁熙持批判态度(25)，但司马光却对梁熙治凉褒赞有加，云：
    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26)
    王素也指出，梁熙在刺凉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克己安民；重用土著；招抚西域(27)。虽然梁熙执行了前秦的经济剥削政策，但对河西的整体统治而言，则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在政治上对前凉旧僚与河西大族加以笼络，任用敦煌大族索泮、宋皓及金城大族赵凝等为官，维持了河西地区的政治稳定，同时也实践了苻坚“以德怀远”的德治主义(28)。至于张礼臣的祖先西奔高昌，或许仅为个例，甚至有可能跟梁熙开拓经营西域有关(29)。
    二、后凉的氐族本位暴政与敦煌大族的反吕态度
    383年苻坚在淝水战败，导致前秦王国迅速走向瓦解，两年后河西被出征西域的氐族吕光所占，割据自立，建立了后凉王国。关于后凉施行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及其暴政，从古到今的所有历史著作都众口一词地予以抨击(30)，此不赘论。本节主要从敦煌大族的角度出发，考察以其为代表的河西汉族民众与氐族后凉王国之间的关系。
    后藤勝将后凉官僚分为汉人名族、胡族大姓两类，前者以杨氏为首，另有杜、王、尹、宋、索诸氏；后者主要是卢水胡沮渠氏，兼梁、金、史氏等“四夷之豪俊”。(31)其中，宋、索二氏为敦煌大族。《魏书》卷52《宋繇传》云：
    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
    后凉实行察举制度，宋繇被举为秀才，官拜郎中，但他后来不满于吕光的统治，西向投奔北凉段业。他与前揭被吕光杀害的宋皓有何亲属关系，尚不得而知，但应出自同一家族无疑。403年后秦灭后凉，新任凉州刺史王尚辟任河陇士人为佐官，如“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32)，其中张穆出自敦煌大族(33)，他很可能是后凉旧僚，之后历仕于后秦、南凉、北凉。后藤勝所言索氏，没有说明具体人物，或许是指索嗣(34)。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84《后凉录四·宗燮》云：“宗燮，敦煌人，仕[吕]纂为骑都尉、尚书仆射”，但据《魏书》卷52《宗钦传》记载：“宗钦，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同卷《胡叟传》还提到“金城宗舒”，可见宗为金城著姓，屠、项二氏把金城宗燮的籍贯误系为敦煌，显然不确。屠、项辑本还提到后凉国主吕绍之妻：
    张氏，敦煌人，本隐王绍之美人也。(35)
    《晋书》卷96《列女·吕纂妻杨氏传》后附有张氏小传，然未言籍贯，不知屠本何据？张氏是否出自敦煌大族，有待其他史料证实。郭锋指出，后凉河西诸郡太守多由西征将领担任，“中央机构，则间用河西士人”，并举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王详，尚书沮渠罗仇、段业，侍中房晷，中书侍郎杨颖，散骑常侍、太常令郭黁等人(36)。临松沮渠罗仇、西平郭黁是河西人，但段业、杨颖皆随吕光西征而来，分别望称京兆、弘农，王详、房晷则不详所出，根本没有提到敦煌人。总的看来，敦煌大族在后凉王国中任官者极少，这正如李聚宝所说：“敦煌豪族对吕氏后凉政权的态度远不及对待前凉那样热情和忠心”(37)，这应该跟后凉实行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有关。
    终吕光之世，敦煌大族一直积极地参与造反，试图推翻后凉王国的统治。这样的起义主要有两次，都是先在河西东部地区发起，西边的敦煌大族起而响应。
    第一次发生在386-387年，原前凉世子张大豫在王穆的帮助下密谋复辟，得到了河西汉族焦松、鲜卑族秃发思复鞬的支持，攻陷昌松郡，进逼姑臧。《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云：
    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
    “岭西”指删丹岭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38)，王穆提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练兵积粮，积聚实力，然后东向与后凉相争。吕光闻听此计，说：“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39)，这说明河西西部的汉族民众是反对氐族后凉的，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等人纷纷起兵响应，“有众三万”(40)。值得注意的是，王穆还亲至酒泉，西向联络敦煌大族索嘏、名士郭瑀，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云：
    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
    此时，前秦苻丕在晋阳称帝，故传称“苻氏之末”，在河西则已进入后凉时代。郭瑀作为一名学者，在前凉、前秦时不应朝廷征辟，隐居于祁连山中聚徒授学，但到后凉初却毅然投身于起义洪流，目的就是他所说的救人于“左衽”，反映了河西汉人反抗氐族后凉、维护汉族利益的决心。郭瑀虽有上千弟子，但毕竟没有军事资本，所以又联合了本地有实力的大族索嘏，很快募得一支五千人的部队和三万石粮草，响应张大豫、王穆的起兵。李聚宝认为，“这是苻秦统治敦煌末期，敦煌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历史事件充分说明，敦煌豪族大姓与前凉政权有着生死依存的深厚关系，他们信不过前秦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而试图花很大的代价恢复前凉的统治，但是没有成功”(41)。当时河西已为吕光所统治，应该说敦煌大族是信不过氐族后凉，响应前凉后裔张大豫的起兵，试图在河西走廊重建汉人的统治。可惜张大豫没有采纳王穆席卷岭西的策略，而与吕光激战于姑臧，战败后在逃跑途中被执送姑臧斩首；而王穆则西奔投靠建康太守李隰，稍后“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42)也建立了割据政权。
    387年，后凉内部叛乱四起，西平太守康宁、张掖太守彭晃举兵谋叛，“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43)，但被吕光挥师平定。王穆是陇右略阳人，他得到敦煌大族索嘏等人的支持，才得以在河西西部立足。然而他又猜忌索嘏，导致内部分裂，自相残杀。《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云：
    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众攻嘏。光闻之，谓诸将曰：“二虏相攻，此成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