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残破而永无完整。仅以典籍论，《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录的史籍，今天已十不存一；南宋灭亡距今天不过七百余年，但《宋史·艺文志》所载录的史籍，大部分也已经散失。究其散失原因，途径甚多，正如梁启超所说：或有意隐匿（“如清廷之自改实录”）；或有意蹂躏（“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一新书出而所据之旧资料全被遗弃（“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致使大部史籍毁灭（“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等等。至于无意遗留的文字史料，不出若干年，绝大部分就会丧失。因此，保存与失去的相比，只是一鳞半爪而已。
    五是散乱糅杂、真伪并存。史料和有些矿藏一样，不同性质的史料、有用无用的史料往往共生在一起，研究者找到一个史料矿藏以后，就需要作一番认真的整理和发掘工作。既然大多数史料是无意留下来的，其年代、地域、人物、用途、真伪往往不能确定，即使有意留下来的史料，同样会存在上述一些问题（注：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P139～144；台湾东华书局1977年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P44，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史籍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正史、实录、会要、杂史、野史、稗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谱牒、言行录、语录、传记、奏议和各类政书等等。史籍虽然不等同于史料，却是史料的渊薮。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伪书的问题，就算不是伪作，无论哪一类史籍，无论为何人编撰，多少都存在着记载失实的问题。对此，早在2300多年以前的孟子就已经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注：《孟子·尽心下》。）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积多年治学之经验，也谆谆告诫他的学生：“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们所说的话，看似有些偏颇，其实却是至理名言，是经得起检验的。
    以实录为例，它是记载某一朝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体大事记，后来往往成为编纂国史和正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从唐代起，实录由史馆官员编修，宰相监修，可谓慎重其事。其实，只要事涉统治者乃至编纂者的个人私利和成见，便不可能真正做到实录。如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的，杀兄弟、逼父亲始终是他的心病，于是他给监修实录的宰相房玄龄定下调子，将这件事比作“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史官“畏有忤旨”（注：吴兢：《贞观政要》卷二八《文史》。），当然只得照办。再如北宋神宗一朝的实录先后修有三部：第一部修于神宗死后不久，保守派上台执政时期，史称旧录；第二部修于哲宗亲政以后，变法派重新上台执政时期，当时史官将“旧录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史称“朱墨本”；第三部修于南宋绍兴年间，史称重修本（注：《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卷四七一《奸臣·章惇传》。）。上述三部实录，对王安石及其领导的变法运动，就分别作出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不同记载。实录的一再改写，至清代尤甚，正如梁启超所言：“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P86，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故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早就指出：“实录往往差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八。）
    再如笔记、小说，虽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却因来源并不可靠，记载失实的情况就更多。南宋学者洪迈指出：“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注：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接着他列举了魏泰的《东轩笔录》、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载史事为例，来说明这一看法。实际上，凡是笔记、小说，都有这类毛病。就以司马光所撰之《涑水记闻》一书来看，错误也比比皆是，如书中对后人多所称引的所谓“金匮之盟”、“杯酒释兵权”、“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诸条内容，都不可信。
    那么，谱牒、行状、墓志、传记一类出自自家子孙或亲朋好友之手而撰成的史籍或记事，是否一定可靠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宋人《涧上闲谈》有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记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不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耳。”（注：转引自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卷一一《谱牒难考》。）这里姑略举数例以证明之。
    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他在该书卷一○四《自序》中历叙自己的家世时说：“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谥曰文静。二子收、祚。”按魏收生于公元506年，距汉初已整整七百年，七百年仅传七世，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说魏收的修史品质不好，有人甚至对《魏书》有秽史之讥，在讲到自己家世时，难免有强攀远附的弊病，因而不可凭信的话，那么出自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之手的欧阳氏族谱，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且看周密对他的评论：“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其言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当唐末，黄巢陷州县，乡里赖以保全，琮以下谱亡。自琮八世生万，为安福令，公为安福九世孙。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后世族谱散亡，其难考如此。欧阳氏无他族，其源流甚明，尚尔，矧他姓邪。”（注：转引自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卷一一《谱牒难考》。）说明即使出于大家之手的谱牒，同样会产生上述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