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或以为，远祖邈远，难免后来因世系断绝而不可考，造成舛误，那么当代人记当代人的履历，是否一定可靠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如《宋史·后妃传》所载宋代各个后妃的年龄，都有玉牒作为依据，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差错的，可是偏偏也有记载不确的，宋高宗生母韦氏的年龄即为一例。在《宋史》本传里，不止一次地提到韦氏的年龄，据此可以推算出她生于元丰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俘虏北去时的年龄已有48岁。实际上，通过考证可知，韦氏被俘虏北去时的年龄应是38岁。赵宋统治者为什么要篡改玉牒，将韦氏出生时间提早10年呢？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另作论述。
    总之，无论何种史籍，所载史料都有可能出现错误，人们在运用时决不能轻信。下面，再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造成史料错误的几种主要原因。
    首先，由于作者立场、观点和个人利害关系等原因而有意错乱和捏造史实。下面一个例子可谓非常典型：南宋绍兴年间，鉴于战乱之后版籍散亡，官僚、地主趁机隐瞒田产，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不合理状况，朝廷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界法，以均平赋役。可是让朝廷大感意外的是，这项明明有利于一般贫苦农民而不利于官僚、地主的措施，据说也遭到各地农民的激烈反对，其中又以四川地区为最甚，反映“民情”的议论纷纷传到临安。于是，宋廷便派潼川路转运判官王之望前往四川调查。绍兴二十六年（1156）九月，王之望向朝廷报告说：“臣前在东南日，闻蜀中经界大为民害。……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经界，与峡外所闻不同。”接着，他分析了这种“与峡外所闻不同”的原因：“蜀人之至东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则公吏与富民尔；其贫乏之徒，固不能远适，虽至峡外，亦无缘与士大夫接，故不愿者之说独闻，其愿行者，东南不得而知也。”（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四，绍兴二十六年九月条末。）
    王之望的这份奏疏，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历史记载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充满着假象。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总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来评价人物、事件和政策的好坏。有时直接加以攻击或赞扬，有时假借民意，进行间接的攻击或赞扬。他们的这些议论或奏疏形之于笔墨而被流传了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史料，使人真假莫辨。有学者曾经指出，由于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所以最高统治者若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可以得罪广大农民，但不能得罪反映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文人士大夫。若得罪了农民，他们除了揭竿而起以外，不可能给封建统治者的罪行留下多少记载；反之，如果得罪了文人士大夫，他们尽可以夸大其辞，给他在史书中留下恶名，让他永世不能翻身。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不乏其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果成了二千余年来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王莽改制，为了缓和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禁止买卖，从而损害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过去曾经拥戴王莽称帝的文人士大夫终于愤然离他而去，并将他加上了“篡位”的罪名；南宋权臣韩侂胄将道学打成伪学，迫害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官员，虽然他后来因为抗战失败而被投降派矫诏杀害，史书仍然将他打入《奸臣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党同伐异，故意歪曲事实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可以这样说，史料内容如果涉及到朋党之争的是是非非，往往容易失实。如章惇乃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成员，不仅才干卓著，而且坚持原则，不搞裙带关系，四个儿子虽然都由进士出身，“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后来保守派为他修国史列传时，竟将这种“不肯以官爵私所亲”的优良品质，说成是“穷凶稔恶”（注：《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卷四七一《奸臣·章惇传》。）。元代史臣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又将章惇打入了《宋史·奸臣传》。
    其次，由于谄媚统治者或屈服于他的权势而有意错乱和捏造史实。这方面除了上述“金匮之盟”等例子以外，美化统治者或掩盖他们丑行的史料，在史籍里可谓不胜枚举。如正史中凡涉及到某一朝代的开国皇帝出生时，总不外有“红光满室”、“异香经宿”等怪异现象出现，修史者明知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还是照写不误。既然这种荒诞不经的事都可捏造，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为统治者捏造和歪曲的呢？
    第三，由于出于孝子慈孙或门生故吏之手而有意错乱和歪曲史实。这在有关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记中表现最为明显，夸大功绩者有之，掩盖罪责者也有之。如南朝萧子显修《南齐书》，为其父萧嶷立传，长达9000余字，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十分之一，内称萧嶷是“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的人物，纯属肉麻吹捧。凡是涉及墓主因贪污、渎职而遭贬谪的史实，在墓志铭和行状中多避而不谈，偶有提及，多将原因归结为“与长官不合”，“遂挂冠而去”，或说成是为民请命而受人诬陷所至等等。总之，在这类史料中，多数有美化和拔高的成分。
    第四，由于得之道听途说而造成史料的错乱。这种情况，以笔记、小说、野史、杂说为最甚，上文已有所论及，今再略举一例：《梦溪笔谈》卷九谓：“柳开少好任气，……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按柳开（947～1000）是北宋初年古文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考取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进士。张景（971～1019）系柳开学生，时年只有四岁，他考取进士是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两人怎能同时应举（注：参见柳开《河东集》卷一六所收张景撰《柳开行状》。）？这个错误显然是沈括轻信道听途说所致。
    第五，由于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乱。有些刊本或抄本，因刻写疏忽，或为了谋利而粗制滥造，或因翻刻者别有用心的删改，致使内容发生脱漏和舛误。如南北朝有一权贵。他读了一部名为《蜀都赋》的书，里面有“蹲鸱”二字，并作注曰：“芋也。”但将“芋”字误抄成羊字。一次，有人送羊肉一块给这位权贵，他复信表示感谢，信中用了“损惠蹲鸱”一语。“馈赠羊肉”说成了“馈赠芋头”，使收信人读后惊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