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的问题也是一个真传说而非真史实。禹是古代治理洪水为迫切需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传说人物。战国时开发水利有发达的技术，整治水道有详密的计划，因此禹的偶像自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蜀中水利工程完备，是几千年来逐渐完成的大工程，这个工程在何时开头，禹的传说就会在那时到达四川，并发扬光大。《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青衣水本是只经羌地的，自从战国水利工程技术入了蜀，导它入江，从此它就通了中国。魏国史官把它记载下来，可见这事震动了中原，当然也震动了蜀国和羌人。这一件事或许竟是禹的偶像传入蜀羌的主要原因。另外，《水经注》中有蜀王开明凿沱江的记载，由玉垒凿起，直到泸县入长江，行了1500里，比导青衣水还长，这个起点离禹所出生的石纽很近，更有激起这传说的可能。一班人心理总是贱近而贵远：开明是蜀王，地点和时代相去都太近，说起大禹其神秘性就非常浓厚，容易受到人们崇拜。所以禹生石纽的故事不是无因而至的，它正是疏导蜀水的大工程的反映。至于禹娶涂山之说，东汉人作《越绝书》，说涂山在浙江会稽；《水经注》否认了常璩等人说法，以为在寿春当涂，即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就禹的整个故事看，古籍中记“有崇伯鲧”、“崇禹生开”，崇即嵩，即河南嵩山。夏后启之母即涂山女，她生启在嵩山，证明嵩山区域是禹传说的大本营。据《左传》“四岳、三涂、阳城、大室”的记载，涂山应是三涂的简称，在熊耳山的东角。会稽、当涂和江州的禹娶涂山的古迹，都是秦汉以后人装点出来的。至于《禹贡》一篇，本是春秋末年以来，疆域迅速开拓、水利日渐发达的背景下，迁就了旧有的九州观念，到战国时形成的。其中梁州是古代巴蜀等国的土地。巴通于楚，春秋时已有记载；蜀通于秦，史书上最早的记载是秦厉共公二年（前475 ）“蜀人来赂”（见《秦本纪》等），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两事相距近二百年。 这其间的交往中，秦人对巴蜀的山川、种族、物产逐渐了解，很容易写到《禹贡》中。秦灭巴蜀后，大量移民前往，知道那里的情形更清楚了。雍州是秦的本土，梁州是秦在秦岭以南新开拓的土地，因而《禹贡》之作就在秦灭巴蜀前后，这和禹并不相干。蜀中水利，是瑕阳人、开明帝、李冰、文翁一班人开发的，和禹亦不相干。
    桀伐岷山，当是《左传》“桀克有缗”的误文，《左传》和《竹书纪年》所记是同一事。缗岷两字有一字讹变的可能。《汉书·地理志》的山阳郡有“东缗”，颜注缗“音旻”。汉东缗县在今山东金乡县，故桀伐岷山者并非西征而是东讨。又《天问》有“桀伐蒙山”，蒙与缗、岷同纽通假。蒙山何在，注家未言。按《禹贡》有“蒙羽其艺”、《鲁颂》有“奄有龟蒙”、《论语》有“东蒙主”，都指山东蒙阳县的蒙山。因此不管是金乡或是蒙阴，都在山东而不在四川。
    老彭为蜀人，仅是常璩的话。他把老彭与彭祖混为一谈。且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的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去的。
    甲骨文中的蜀，不必是四川的蜀，甲骨文专家已有说法，应是商朝直接管辖的地方。不必为了一个“工”字就确定“方”为“邛方”，因而定蜀为巴蜀之蜀，且从工的地名并非单有这“邛”字。
    至于《牧誓》八国，顾先生从整体上作了一番考察。根据《左传》和杜预注，庸、卢、彭、濮都在今湖北省西北角，楚国郢都之北，和河南陕西近，和四川云南远。而羌的大本营在今甘肃南部，从《后汉书·西羌传》可知。蜀的北境本达汉中，所以《蜀王本纪》记蜀王“东猎褒谷，见秦惠王”。髳，钱穆《古三苗疆域考》说即三苗，其疆域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微，《尚书·立政》记周公立政建官，先提到“夷、微、卢、烝”等，可见这个部族和周朝比较接近；《公羊》、《左传》又有“筑微（郿）”的记载，即陕西的郿县。这是褒斜道的北门，和汉中的蜀恰恰可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若以秦岭和汉水为界，庸、卢、彭、濮、蜀都在汉水流域，是南方的夷；羌、微、髳在渭水和河水流域，是北方的夷。周的势力在太王时已向江汉流域发展，这八种夷人大半住在那里，服属于周，所以武王可以领他们出征，断然与岷江或金沙江流域的人无关。至于《世俘》中新荒所伐蜀，应和卜辞中的蜀为一地，是商的都邑或属国，所以克商后一个月就遣将征伐它。再看出兵和得胜班师的日子来往仅六天，怎能远到四川去？武王伐纣带去的巴国之师以歌舞胜敌故事的由来，常璩自己在《巴志》中已说明了：原来汉高祖打天下时，他的部队中有賨民，“陷阵锐气善舞”。胜利后高祖夸他们，说他们唱的是“武王伐纣之歌”，显见得自己带的是王者之师；再把他们的舞蹈保存在乐府。反映到古史上，就真成了巴人助周伐商了。
    巴为姬姓，但未必如常璩所说为周武王所封。试看骊戎、鲜虞都姓姬，本身却是戎狄，正如申、吕、齐、许为华夏的姜姓而姜戎、莱夷却是夷狄的姜姓一样。本来华夏和夷狄并非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差异。姬姜二姓关系最密切，姜即羌，姬姓大概本是羌族的一部分，后来自由发展，太王兴于岐周，武王做了天子，随他们的部族就成了华夏。那些不在这范围里的，没有受周天子的封建，也没有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仍是夷狄，但姓则是一样的姬。巴君到底是那一类姬姓，是不能随便断定的。
    鲁宣公末年，鲁、卫联晋抗齐，大败齐兵。齐的与国楚便联合郑、蔡、许诸国去侵伐鲁卫。鲁卫不敌楚，只得与楚讲合，这是“会蜀”的由来，这个蜀应在山东而非四川。《吕览》说吴王阖庐胜楚后，西伐至巴蜀，此事在《左》、《国》、《史记》等文献中均无记载，不足为据。周人杀苌弘于蜀的事，《吕览·必己篇》也有记载，开头一段完全抄自《庄子·外物》，一字不差，单单“苌弘死”这句却无“于蜀”二字。我们现在见到的《庄子》是晋郭象注本，而《吕览》作者所见乃战国本，说明这二字是后人妄加的。商瞿，《史记》说明是“鲁人”，杨慎只因为“瞿”字和瞿上的地名相同，说他是蜀人，然其所据《世本》和《文翁石室图》等未曾有“商瞿上”之文。
    由此可见，甲骨文中的蜀，其地在商王畿内。《逸周书》中的蜀，大约与甲文的蜀是同一地方。《春秋经》中的蜀，是鲁国都邑，在今山东泰安附近。《牧誓》中的蜀，固然与蜀国有关，但秦岭之南即是蜀境，依旧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禹贡》梁州固然指的是四川的大部，但这是秦灭蜀巴前后所作，不足以说明这以前四川和中原发生过怎样的关系。综合以上辨驳，顾先生认为，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最害事的是常璩根据谶纬以叙述巴蜀古史，罗泌根据谶纬和道教经典以建立全部古史。杨慎的有意作伪，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其次拾着汉高祖一句话就说巴师从武王伐纣，看了秦有巴蜀就把功业套在阖庐头上，古帝王个个拉到，微、卢八国也个个拉来，听到涂山就算禹娶，看到蜀字就说西川，虽由无意的错误，或出于虚荣心，也误事不少。其真有传说背景的，如青阳降居江水、颛顼生于若水、禹生于石纽，实亦无几，其起源亦迟。至于真的历史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两点而已。由此顾先生的结论是：“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
    （三）
    顾先生以扬雄《蜀王本纪》与常璩《华阳国志》合读，知常书虽多沿袭扬氏，而扦格抵牾之处仍不少。如《本纪》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国志》无此事，乃模仿史迁删旧史之不雅驯者。又《本纪》说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国志》则变其文：“杜宇为王，教民务农。……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保存其原有人名、地名及两性关系，而一洗“天堕”、“井出”等神话色彩的文字。诸如此类，共举出22事。对比之下，深感因扬氏生于汉代，其时离蜀国之亡不过三百年，民间传说犹存，故多摭取里巷之谈以成书。其中许多不经之言，都可视作蜀地真实的神话、传说。常氏生于晋代，离扬氏又过三百年，文籍大备，理智日高，鄙视俚俗不经之谈而尽量去之。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笔录，乃文人学士就神话传说之素地加以渲染粉饰者。他作地方史的原则不外二条：其一秉“民无二王”之训，将蜀之称帝、称王者尽归之于“周之叔世”；其二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训，将蜀中神话故事尽予删改，这足证常氏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但扬雄为前代文豪，常氏不敢明白反对，于是就把一些不合于理性的故事推诿于滑稽之流的信口编造，扬雄之书或经其窜乱。表明常氏全不认识神话传说的本来面目。可惜在这种心理之下毁弃了多少宝贵的古人遗产。当然还有删改不尽的留在了常氏书中，如“蚕丛纵目”、“鱼凫得仙”、“五丁能移山”、“山精化女子”、“山分为五岭”等。
    顾先生试图以两书为个案，从中悟出昔人整理史料的方法。他说：扬氏为古典学家，偏能采取口说；常氏为地方掌故专家，竟忍摒弃地方资料。这是由于他们处在不同时代使然，既用不着奇怪，亦无可责求。
    顾先生的这些结论如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考古学在这期间有了长足进展。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为代表的考古发现，将蜀文化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一方面有更多的实物证明巴蜀文化较之中原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异质文化；另一方面证明它与中原发生关系比过去想象的早。如何深入研究它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就需要把实物与古代文献很好地结合。因此顾先生对文献的历史主义批判接受的态度仍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