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761-762)，“杭、越间，疾疫颇甚，户有死绝，未削版图，至于税赋或无旧业田宅，延及亲邻”。（《全唐文》卷四八代宗《恤民敕》）
    宝应元年(762)，江淮“大疫，死者十七八”。（《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吊道殣文》）
    贞元六年(790)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元和元年(806)夏，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
    大和九年(835)三月，以淮南、浙西等道饥疫，赈米。（《文苑英华》卷四三六《赈救诸道百姓德音》）
    咸通十年(869)，宣、歙、两浙疫。（《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
    龙纪二年(890)，“江淮疾疫，师人多死。”（《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
    大顺二年(891)，“淮南大疫，死者十三四。扬州庐舍丘墟，满目荒凉，昔日之雄富扫地以尽”。（《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
    古代的疫病资料是很少的，两百多年间很可能远不止仅有几次疫情。从现有的记录来看，由于战争和灾害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在当时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下，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疫情。上元年间的浙东和大顺年间的扬州就是在连年的战争影响下出现瘟疫的。从上元元年(761)开始，唐军和刘展在两浙激战，连续几年里“灾沴繁兴，寇盗连起，百战之后，城池独存”。(47)也是在这一时期，江淮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尤其是杭州和越州。而从光启二年(886)开始，扬州附近进行了连续五年的围城战。在战争和粮荒造成大量扬州市民死亡后，淮南在龙纪二年(890)和大顺二年(891)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疫情，当然，当时扬州的居民和军队大多以人肉为食，军队“盐尸”以为军粮，这些也可能是造成这场大瘟疫的原因。无庸置疑，瘟疫对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古代的医疗卫生条件下，“死者十七八”，“死者大半”是完全可能的事。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城市完全可以从中恢复过来。比如760年杭、越一带的大瘟疫，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在当时迅速的发展进程。
    造成城市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是战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连绵不断的战争对于城市的打击是巨大的。江淮地区在唐后期比起北方自然要太平得多，这也是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当地的原因。上元元年(760)，田神功的平卢军进入淮南，“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48)自此开始，随着南方军阀势力的增长，江淮当地的战乱越来越频繁。城市拥有的财富和货物使它容易成为军队劫掠的目标。
    首先是扬州。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49)直到第二年五、六月才离开。光启三年(887)四月广陵兵乱，毕师鐸纵兵大掠。“宣军以所求未获，焚进奉两楼数十间，宝货悉为煨烬。……自城陷，诸军大掠，昼夜不已。……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悉为乱兵所掠”。(50)杨行密在广陵城西大败毕师鐸，“俘斩殆尽，积尸十里，沟渎皆满”。(51)大顺二年(891)七月，朱全忠和杨行密相约共攻孙儒，孙儒“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52)显德四年(957)十二月，“唐人悉焚扬州官府民居，驱其人南渡江。后数日，周兵至，城中余癃病十馀人而已”。(53)
    其它淮南城市也同样经历了大历三年(768)十一月，许杲“北至楚州大掠，……（康）自劝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而追杀之，免者什二三”。(54)贞元十四年(798)九月，彰义节度使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侵地二十余里，置兵镇守”。(55)元和年间，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经常“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56)懿宗咸通九年(868)十一、十二月间，庞勋占据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十二月，“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又寇和州，……贼遂大掠城中，杀士卒八百余人”。当时运河断绝，漕运取道寿州，庞勋的军队“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庞勋又“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又见兵已及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57)在淮南乡村中募兵，从城市的富人和商人敛财，正是当时各种军队的普遍作法，这些对江淮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乾符二年(875)，王仙芝等“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58)乾符三年(876)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59)光启二年(886)十二月，寿州刺史张翱遣其将寇庐州，滁州刺史许勍袭舒州。(60)
    宪宗元和二年(807)十月江淮李錡兵乱，骚扰宣州。(61)大中九年(855)七月“浙东军乱”，(62)大中十二年(858)七月宣州康全泰叛乱，淮南节度使崔铉出兵平定。(63)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浙东裘甫“攻陷象山，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人，浙东骚动”。(64)咸通元年(860)正月到七月，裘甫陷剡县，越州官军大败。“于是山海诸盗及它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越州）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裘甫分兵掠衢州、婺州、明州、台州、上虞、余姚等地。“所过俘其少壮，馀老弱者蹂践杀之”。(65)乾符二年(875)四月，浙西“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66)乾符四年(877)“二月，（王）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67)乾符五年(878)王仙芝别将曹师雄掠宣、润。乾符五年(878)六月“王仙芝馀党剽掠浙西，”八月“黄巢寇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68)乾符六年(879)十一月黄巢侵掠池、宣、歙、杭等州。(69)广明元年(880)六月，黄巢的军队陷婺州、宣州。(70)中和二年(882)“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逐观察使窦潏而代之”。(71)光启二年(886)年底，钱镠与浙东军战，占领越州。(72)光启三年(887)京口发生叛乱，“攻府舍而焚之……城中货财山积，是日，尽于乱兵之手”。(73)龙纪元年(889)六月“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啖”。(74)大顺二年(891)十二月，“孙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钱镠复遣兵据苏州”。(75)乾宁三年(896)四月“顾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拒之”。(76)乾宁四年(897)，杨行密纵兵侵掠两浙。(77)
    对扬州影响最大的是唐末杨行密、孙儒等人的扬州围城战，持续了五六年，战争结束后“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78)其余淮南城市受到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庞勋和王仙芝黄巢的农民战争时期。他们在农村募集士兵，在城市主要是劫掠财富。相比之下，两浙和宣歙地区在9世纪以前基本比较平静，遭受的战争破坏主要来自大中咸通年间的裘甫起义和王仙芝、黄巢军队的流动作战，以及唐末杨行密、孙儒战争的波及。战争影响遍布整个地区，尤其以宣州经受的战乱为多，同时即使是相对处于比较偏远地方的衢州、明州、台州也未能幸免。中和四年(883)，秦宗权的军队大规模侵扰江淮，史书称“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以至于“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79)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来看，淮南受到的影响无疑更大。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附近地区的供应是城市得以繁荣的重要基础。城市需要周边农村的粮食供应，不断补充的劳动力来源。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城市周围地区“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这种种破坏对于城市的影响自然难以估量。在这一过程中，扬州的变化显得非常突出，这不仅由于它是江淮最发达的城市，而且扬州的盛衰变迁反映出来的是淮南和江南在唐末五代实力对比的变化。
    在东晋南朝到宋初这一时段中，扬州的盛衰是和王朝的统一以及南北方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的。齐梁时期，广陵为军事重镇，也是南北商货交流中心之一，但带有军队保护下走私性质，对于城市发展有很大限制。直到隋及唐初，扬州仍然是防御和进攻江南的军事重镇。贞观以后，扬州的军事作用消退，商业日益繁荣。概括地说，唐代扬州迅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大运河的修成。其二是南方，尤其是江淮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柱。江淮在朝廷经济中占的分量越重，运河就越重要，扬州就越不可替代。“毫不夸大地说，唐代中叶以后财政支柱在江淮，财政命脉是运河，扬州则是枢纽”。(80)唐长孺先生的这句话正是对扬州之所以兴盛的原因的精辟概括。扬州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漕运的物资集散地而取得的成果。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见于《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洪迈《容斋随笔》卷九认为是当时谚语，李廷先在《唐代扬州史考》中提出，唐人并无此明确的说法，只是略具此意。比如元和(806-820)时武元衡“时号扬、益，俱为重藩”。文宗大和(827-835)年间卢求“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扬州隐然有天下第一的声名正是在江淮成为朝廷经济支柱的时候出现的。扬州除了在江淮转运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外，其消费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它虽然也有一定的手工业基础，比如铜器制造业以及纺织业，但从土贡中看，天宝中纺织品仅锦袍和细绫，数量也很有限。755年以后，淮南入贡的纺织品就更少，远不及两浙和宣歙。唐人诗中诸如“游人只合扬州死”、“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描述，大量富有商大贾选择扬州为居所，都充分说明了扬州消费性的特点。可以说，扬州主要是因为在江淮财赋转运中的地位和作为江淮物资集散地而发展起来的消费性城市。这也是它最主要的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