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挥玉斧”作为西南边疆史地及宋史的一个议题，广被学界熟知，已有不少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对宋挥玉斧的有无及其传述、产生的原因都有所涉及。但从学术史而言，已有研究主要是将宋挥玉斧视为一种工具，以引入宋与大理国关系这一问题，认为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并未阻断宋与大理国之间的往来。更有学者将宋挥玉斧指向了宋与安南的关系。②围绕着宋挥玉斧的讨论渐趋模式化，已有的结论也近乎“定论”，可以说是存在问题的。如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首先指向的并非是宋与大理国的关系，而是以宋朝西南极边黎州为中心的宋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又如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之所以在宋徽宗时期被提出，并非前辈学者提出的“北宋末年全国政治形势复杂化”、“疆吏惟恐发生事端”等原因，而是由于此时宋朝在西南边疆的“开边”运动。有些问题则未被关注，如宋太祖被认为是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的缔造者，并强调宋挥玉斧带来的边疆安定，其实宋朝西南边境不时地发生“寇边”事件，尤其在宋挥玉斧大量被传述的南宋时代，这恰恰反映了宋人对边疆的现实需求以及边疆观念，也说明宋人对开国皇帝的一种追述和美化。
    宋挥玉斧的工具性被过分强调，而其作为“说法”的一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宋挥玉斧”说的书写与传述过程至今仍未得到系统的梳理，正是宋朝人对该说的书写与传述，才使其内涵逐渐丰富，也使其成为“信史”。由此，追寻该说在宋朝的传布过程，探求介入其中的宋人对西南边疆的观念和认识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拟对该说在宋朝的传布过程进行梳理，从中考察宋人对西南边疆的观念和认识，并针对学界存有争议的该说是否虚构的问题，回归该说本事和相关史实的梳理，得出该说实为虚构的结论。从这两方面入手，本文试图对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进行再认识。
    一、“宋挥玉斧”说在宋朝的传布
    “宋挥玉斧”是清人孙髯在诗文中提出的，可谓是对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行为的一种概括，并未有明确的定义。回到宋朝情境，宋太祖有无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这一行为已经无从查证。从宋人对这一过程的回溯来看，并未纠结与玉斧的有无，而对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宋挥玉斧应该从宋人对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的追述开始进行论述。
    “宋挥玉斧”说最早可追溯到政和(1111～1118)末，知黎州宇文常在应对徽宗诏问时指出：“自孟氏入朝，艺祖(按：宋太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③宋太祖、舆地图、画大渡河为界、无西南夷患一连串被耦合在一起，成为“宋挥玉斧”说的重要构件。此后，这些内容进入朝野的视界。
    事情的起因是“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黎州又在地理空间上三面临大渡河，④且黎州三面与少数民族相接。⑤于是，才有了诏问和答诏。宇文常首先作了如上陈述。在宇文常的话语中，宋太祖主动行为，包括“取”、“观”、“画”，最终实现了以大渡河界定黎州乃至西南边界，由此带来了长久“无西南夷患”的硕果。可以说，以上构件是缺一不可的。接着他表达了个人意见：“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最终，徽宗听取了宇文常的观点。
    政和末、大渡河外置城邑这一组信息，是值得推敲的。当把时间再往前推移几年，便可以发现黎州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开边”的压力。有如是两则史料：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招诱近界诸夷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⑥
    (席旦)复知成都。朝廷开西南夷，黎州守诣幕府白事，言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旦引唐南诏为蜀患，拒却之。⑦
    第一则史料，直接指明政和开边事。常见的是崇宁开边，而实为“崇宁以来”开边，政和自然在此范围之内。具体到政和末，也有开边的记载。⑧第二则史料则直指川蜀开边，⑨将大理求入贡视为朝廷开西南夷的内容，显然黎州守被席旦视为招诱大理国前来朝贡，席旦引用唐南诏为患的历史事实将其拒绝。而此时开边的氛围，使得在广西方向成功引进了大理国入宋朝贡，朝廷将之视为一件不小的功绩，黄璘及其儿子都因此迁官。⑩
    由此，政和末，“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则更容易理解。宇文常搬出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这一“祖宗故事”，对抗当时强劲的开边势头，恰恰说明宇文常并不支持开边。宋挥玉斧正是对开边、扰边的一种有力回击，故而宋人对宋挥玉斧的传布自然也彰显了这一态度及用意，并非无意识的书写行为。至此，缘何宋挥玉斧在这一时期出现？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前辈学者提出的“疆吏惟恐发生事端”、“北宋末年全国政治形势复杂化”、“北方形势吃紧”等原因，(11)似未抓住问题的关键。
    绍兴六年(1136)，翰林学士朱震说：“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12)并指出宋高宗在这一年拒绝了大理国入贡请求，“是亦艺祖之意也。”顺着这一思路，朱震考虑到广西买马事宜中可能存在的蛮夷窥伺宋朝虚实乃至入寇行为，故而向高宗建议诏谕广西帅臣在市马问题上谨慎择人、对待蛮夷务必羁縻之。高宗听取了这一建议。
    绍兴二十六年(1156)，知黎州唐秬对宋高宗提出：“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13)随后又指出钟世明治理川蜀颇有作为，乞求高宗皇帝降诏抚谕川民。高宗之前已见到唐秬的奏议谈及此事，处理结果不详。不过该说也被高宗吸收，于当年十二月用以对宰执宣讲，“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然沿边控御兵官，岂可非人？”(14)于是对成都府、夔州、泸州路嘉、敘、黎、雅等州的城寨官重新加以选差。
    以上绍兴年间(1131～1162)有关宋挥玉斧的对话，可知该说已不再拘泥于黎州，行用范围得以扩展到川蜀乃至更广。这三则内容，宋高宗或主动或被动都参与了其中，对该说在南宋的传布无疑具有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