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乙亥，第135页。
    (42)刘复生先生指出唐末以来大渡河便已成为边界。刘复生：《“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但刘文史料仅止于前蜀永平五年(915)。今补充二则史料([宋]王溥：《五代会要》卷30，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6页)，后唐天成二年(927)，“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牋诗一卷，递至阙下。(原注：初郭崇韬平蜀之后，得王衍昔获俘数千。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上，唯国信与蛮俘得往)”说明此时大渡河为边界。另一处史料则提出天成元年(926)“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与宋朝时期“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主”有渊源关系，而中间仍隔着后蜀，可以推知大渡河为界在后蜀也成立。
    (43)Peter Lorge,From Warlord to Emperor:Song Taizu's Change of Heart During The Conquest of Shu,T'oung Pao,91.4～5,2006.
    (44)《长编》卷6，乾德三年正月丁酉，第146页。
    (45)《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第151页。
    (46)《长编》卷7，乾德四年闰八月甲子，第177页。
    (47)宋朝将这一区域视为“化外之地”，对其有限的关注也是出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宋朝后期因与蒙古战事的需要，尤其是蒙古占领大理之后，对这一区域的关注才有所增加，此前因马政、边防、大理入贡而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则是零散的。见于宋人笔端的《至道云南录》、《云南买马记》、《政和大理入贡录》等若干记录并不足以支撑宋朝对大渡河外及“云南”地理、民族等十分关切这一结论。
    (48)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焘有关大理国、建昌城牒、卭部川蛮、诺驱及《续锦里耆旧传》、《至道云南录》诸疑问(《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六月，第228、229页)。不过宋人李焘的诸疑问，至今仍未解答，而有些学者拿来其中的“疑问”当作宋与大理国关系的关键史料来加以引用的做法恐不可取。
    (49)如卭部川蛮向川蜀传达了“侬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的信息，引起了川蜀的惊扰。最后得知“邛部川之译人始为此谋”。《长编》卷178，至和二年正月丁亥，第4306页。
    (50)一些学者将“宋挥玉斧”直接指向宋与大理国关系，其实是将邛部川蛮等介于宋与大理之间的民族部落纳入了大理国的统治范围，是有问题的。结合李焘的疑问，卭部川蛮等并不隶属大理国，宋人张方平在至和年间说：“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长编》卷178，至和二年正月丁亥，第4306页)绍兴三十年(1160)，大理国需遣使馈送邛部川蛮衣甲、金器、鞍马，以让邛部川蛮传递大理国欲入宋买卖的信息，最终这一信息被虚恨蛮传递给黎州(《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二月甲子，第3080页)，直接说明并不统属。直到嘉定九年(1216)邛部川方才归附大理(《宋史》卷496《邛部川蛮》，第14235页)。邛部川蛮首领诺驱也显然不会受到宋朝“云南大理国主”、“忠顺王”的封号。
    (51)[宋]李石：《方舟集》卷10《上蒋丞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