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元]李京：《云南志略》，[元明]陶宗仪：《说郛》卷36，涵芬楼1927年刻本。[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校注》卷4，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明]谢肇淛：《滇略》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章潢：《图书编》卷66《大渡河》，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第15册，第37页上。
    (28)从引文“二百年”，而此时距该说本事的发生显然不止二百年，及祝穆转抄《本朝太守题名记》，可知此处或许也是转抄自他处。下文《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二百年”也是这种情形。
    (29)《方舆胜览》卷52《嘉定府》，第939页；卷56《黎州》，第1000、1002页。
    (30)[宋]郭允蹈：《蜀鉴》卷10，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93页。
    (31)[宋]虞载：《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3，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32)[宋]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1《谢抚谕四川官吏军民》、《谢资政殿学士四川宣抚使》，《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28页。
    (34)[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7《梓潼帝君祠记》、卷18《总领秘撰费君(伯恭)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87册，第220、230、232页。
    (35)由宋入元的刘壎对该说提供了一点新的信息，“按玉斧事，乃宋太祖开基时，阅舆地图，偶持玉斧，因以柄画其分界”，即对玉斧画界有了更细致的描述。[宋元]刘壎：《隐居通议》卷10《赵信国桃符句》，《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页。
    (36)该说由此成为军事统帅王全斌和宋太祖两人的参与，排除了具有模糊性的“议者”，攻取“云南”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之际，在逻辑上更为缜密。据笔者所见，元覆大德本《翰墨大全》最早刊载了这一变化，“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因兵复越巂，艺祖以玉斧画此河。”而“越巂”尚未改成“云南”。[元]刘应李编，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37)“越巂”(巂州)与“云南”(详下注)在宋朝均有着明确的地域指向，两者并不可相互替代。宋朝并不与云南接壤，而大渡河外与越巂相邻。对比唐朝曾开道越巂并领有这一区域，故而宋人有了“复越巂”、“弃越巂”的书写。“复”与“弃”都真实反映了宋人的边疆观念。此处后世的这种替换显然并不符合宋朝情境。
    (38)需要说明的是“云南”也见于宋朝的典籍，且有大、小云南国之别，大云南国指大理国(《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二月甲子，第3080页)，小云南国指姚州(段玉明先生认为小云南是建昌府别称，《大理国史》，第295页。本文则依据宋人吴昌裔史料得出姚州的结论)，与元、明、清行政区划中的云南是有很大区别的。自元朝开始，云南再次进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虽没有确切提到该说，但仍引用了该说的前半部分，将云南置于宋朝欲攻取的目标。明朝时也有这种替换，如杨慎：《滇载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炎徼纪闻校注》卷4，第97页。清朝时这种替换更为普遍，如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冯甦：《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80页。这些替换的云南已经是元明清人熟知的政区意义的云南，由此带来了“云南”视角的凸显。从云南地方史沿革中观察该说并加以改造，或者从云南一侧观察该说的发生及影响，已经成为该说传布的重要动力。
    (39)方国瑜、宁超、尤中诸先生均认为该说为虚构，刘复生先生也认为该说不足为信。刘永生、马强则坚信该说是事实。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80页。宁超：《“宋挥玉斧”辨》，《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刘复生：《从“宋挥玉斧”说起--略谈宋代与大理国的关系》，《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刘永生：《两宋中央与大理政权关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227、228页。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4页。[宋]李攸：《宋朝事实》卷17《削平》，《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60，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