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如《宋史》卷388《李焘传》(第11918页)载：“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募人开边，范世雄等附会扰民，建炎罢之。”
    ⑨《宋史》席旦本传给出了更详细的记载，如威州守臣欲招纳保、霸二州，因川蜀开边带来的席旦的徙官、辞官事。在崇宁开边之前，神宗时期熙宁开边也屡屡见于记载。然而熙宁开边主要是在西北、广西、荆湖南北路展开，并未波及川蜀边疆。崇宁开边与熙宁开边相对比，前者在范围上更广、时间上更长、政府的重视程度更高、开边成果电更显著。故该说未见于熙宁开边时期，而出现在政和末。
    ⑩《宋史》卷488《大理国传》，第14072、14073页。
    (1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611、612页。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癸巳，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13页。
    (13)《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正月辛未，第2811页。
    (14)《宋会要辑稿》方域19之25，第7638页。
    (15)按[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所载可知，《西南备边录》在乾道年间成书，由于邓嘉猷“取秦、汉以来迄于本朝，凡史传所载蛮事，皆著于篇”，使得“玉斧”事的时间并不确定，但最迟也在乾道年间。
    (16)《西南备边录》一书已散佚，今见[宋]周煇：《清波别志》卷1，《知不足斋丛书》本。
    (17)[宋]崔渊：《雄边堂芝草记》，[宋]袁说友：《成都文类》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崔渊的这篇记文是作为彰显胡氏政绩存在的，显然引文中的文字在崔渊看来是值得书写的。在宋人诸多边疆观念中，胡氏见解中规中矩，并且代表了一种官方理念，屡屡被用于边疆实践。
    (18)[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49《夷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6页。按《宋史》卷35《孝宗纪三》(第684页)、卷392《赵汝愚传》(第11983页)，赵汝愚从淳熙十二年(1185)任四川制置使，光宗即位才离任。
    (19)[宋]谈钥：《宋故通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宣奉大夫朱公行状》，[明]程敏政编，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82，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97页。按《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第4469页)淳熙十六年“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行状中亦载此事，朱晞颜时任广南转运判官，而文中奏议恰发生在此时。
    (20)《清波别志》卷1，《知不足斋丛书》本。按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自序作于绍熙壬子……目为《清波杂志》。越三年，又裒《别志》三卷”。([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1页)知《清波别志》成书于庆元元年(1195)，杨寅在庆元二年(1196)跋文中也提及《清波别志》(《清波杂志校注》，第532页)，可知莫氏结论允当。《清波别志》中“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在成书庆元元年时称“旧”，表明建立划玉亭已有时日，且被周煇列在绍熙二年(1191)前，故本文疑划玉亭建于孝宗时期。
    (21)《清波别志》卷1，《知不足斋丛书》本。
    (22)[宋]佚名：《紫府飞霞洞记》，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页。
    (23)[宋]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3《送王粹中教授入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诗中记有“向来陕西五路兵，退守诸关疆地促。计臣权宜重增赋，民力尚宽随所欲。尔来因仍七十年”，依据“七十年”推断。
    (24)分载《全宋诗》卷2373、卷2891、卷344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95、34498、41083页。
    (25)《方舆胜览》卷56《黎州》，第1001页。
    (26)此处的史实错误，恰恰说明祝穆有关该说信息的增加是出于创作。即便是祝穆，也没有确凿的关于宋太祖画大渡河的一手史料。北宋宰相王曾便有这样的错误，《王文正公笔录》(《全宋笔记》第1编第3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建隆中，兴师伐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