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履祥显然参考了《方舆胜览》，在该说中加入了错误的建隆三年，但又有所改动，作如是书写：“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图来上，太祖皇帝见大渡之南城寨劳远，以玉斧画河为界，曰：‘此外吾不有也。’”(32)此处也提供了新的信息，太祖皇帝玉斧画河的原因更加明确，是由于大渡河南城寨劳远。
    李曾伯和马廷鸾各自在文章中几次提到该说，分别为“我祖玉斧之经营”、“慨思玉斧之经营”(33)，“余尝感今怀古，恭惟艺祖皇帝玉斧画河”、“国家玉斧画河”、“真人玉斧画我疆”。(34)两人都经历了宋蒙战争，尤其是蒙古侵宋，残破以及占领川蜀州郡，使得两人遥想起太祖玉斧之经营、玉斧画河之功业。
    当视线集中于光、宁、理宗时，可以发现该说与淳熙时有所不同，“玉斧”已经被接受为该说不可缺少的构件。从地域上，该说可以说走出黎州，更多的跟川蜀联系在一起，也即“由黎入蜀”。
    综上所述，该说从出现到广为时人所知，并未受到过质疑，而是作为信史被接受。这显然归功于两点，一是该说被视为太祖功业，毋庸置疑。二是该说最核心的构件以大渡河为界是事实而不是虚构的。该说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资源并未被官方垄断，也未被官方界定，于是有了不同的书写。从宇文常到祝穆、金履祥的书写之间，从宋人的不同书写之间，可以看到宋挥玉斧说在宋朝的传承与变化。有些书写则是对该说的再塑造，使得该说更加丰富和细致。这些传承、变化与再塑造都是伴随着该说的传布而出现的。
    该说除了作为资源和知识在书籍、文本中出现外，还作为一种实用的边疆策略，在黎州及川蜀边疆问题上得到实践。以宋太祖的名义构建的该说，无疑也为该说披上了祖宗之法的光环。作为该说构件之一的“无西南夷患”，或称二百年安定，并不符合史实。宋朝的西南边境不时地发生“寇边”事件，尤其在该说大量被传述的南宋时代，该说非但没有因质疑而消失，反而却在此时传布开来。这种悖论和反差其实有着内在的合理性，边疆安定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统治的一种政治任务。宋太祖被认为是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的缔造者，并强调以之带来的边疆安定，这恰恰说明宋人对开国皇帝的一种追述和美化，也反映了宋人的边疆观念(寻求安定)以及现实诉求(维持统治、寻求政绩等)。
    该说作为宋朝史的内容，并未随着宋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被元、明、清朝人继续书写和传述。他们如何传布宋挥玉斧这一宋朝事件的，又有怎样的变化？也是该说传布史的重要内容。仅择其要者而言，在这一长时段内，有关该说的传布主要是因袭宋人的写法，尤其是祝穆建隆三年那段书写，该说的信息方面并没有多少增创之处。(35)但有两处变化值得特别关注，一为王全斌取代了“议者”，成为“既平蜀，欲乘胜取云南”的建议者。(36)一为“复越巂”被替换成“取云南”、“取滇”，(37)使得该说的“云南”视角被凸显出来。(38)该说也由宋朝时的“由黎入蜀”转而成为“出蜀入滇”，关注的重心由大渡河内侧转而大渡河外侧，这体现了宋元明清由于疆域变化带来的地域知识和兴趣的转变。“云南”视角的凸显也影响了现今对该说的关注。
    二、“宋挥玉斧”说系虚构考实
    从“宋挥玉斧”说在宋朝的传布来看，该说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但围绕着该说是否虚构，却存在着争议。(39)虚构说的依据多为北宋史籍或史实中并没有记载，肯定说依据的则是宋代文献中多次出现，而且在廷对和朝议中被大臣援引。不过，这两种说法的依据仍缺乏对该说相关事件和史实的关照，从而使得结论过于依赖推论甚至猜测。从该说的本事和史实的梳理中，本文得出该说确系虚构的结论。
    乾德二年(964)十一月，王全斌等被委以讨伐后蜀。在辞行宴上，太祖将川蜀图授予王全斌等将领。该图是在后蜀人孙遇、杨蠲提供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信息后，命画工绘制的，并重点标出险要之处。(40)太祖与征蜀将领进行了对话，太祖问：“西川可取否？”王全斌等回答说：“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而史延德的回答特别新颖：“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41)这段对话实为太祖进行的征蜀动员。太祖还对征蜀将领指出：“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可见太祖对征蜀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即“西川”土地，将后蜀纳入宋朝版图。后蜀“西川”土地并不包括大渡河以外，(42)宋太祖对此是了解的。故征蜀既定战略目标是明确的，有边界的束缚，而非无限定的或者按照征蜀将领的意图对外讨伐。
    此次征蜀的过程已有研究成果可资参考。(43)从该说的关联视角看，有几点仍未被重视。
    后蜀孟昶具降表、备亡国礼，意味着后蜀政权的灭亡。孟昶的降宋行为也将后蜀土地、人民一并置于宋朝治下。宋朝接纳降表，诏答孟昶，宣谕后蜀将吏、百姓，大赦后蜀管内，宋朝已然取代后蜀，成为川蜀的统治者。以上这些都发生于乾德三年(965)正月。正如史料中所云：“自全斌等发京师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44)由此，王全斌至成都，蜀主备亡国之礼，并未见征蜀军队继续南下讨伐。黎州也未经兵戈便进入宋人“得州四十六”之列。宋朝以大渡河为边界也在此时便已成立。
    宋军由军事讨伐到统治川蜀的过渡顺利完成，但以王全斌为首的将领过于满足私欲以及军队扰民行为时有发生，并没有得到后蜀民心。在处理败军入京的问题上，太祖指示王全斌要给予蜀军充足的起发差遣钱，王全斌非但没有听从，反而加以克扣，并纵容部下对蜀军的侵扰。由此引发了蜀军的叛乱。王全斌对待蜀军叛乱，非但不安抚，而是将已在掌控中的蜀兵二万七千人残酷的杀害，激起了更大程度的反抗。“自是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45)，宋军又开始了对川蜀的二次收复。黎州虽不在上述17州，但从曹光实的经历来看，黎州也被蜀军占有。宋军在曹氏提供情报和向导作用下攻克了雅州。曹光实被王全斌任命为义军都指挥使，以所部兵力收复了黎州。(46)乾德四年(966)闰八月，黎州收复时，宋军并未参与，而是讨伐别处，蜀军叛乱局面依然没有平息。宋朝第二次以大渡河为边界也在此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