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迟在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宋挥玉斧”说的最后一个构件“玉斧”也出现了，(15)即邓嘉猷《西南备边录》所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 ”(16)“宋挥玉斧”说在此时才真正成立。绍兴末年，虚恨蛮寇边嘉州事件，朝廷诏命相关诸司防备之。邓嘉猷作为嘉州进士，是书以及该说的编纂，也可能迎合了这一契机，为诸司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淳熙四年(1177)，四川制置使胡元质因之前青羌(吐蕃)大侵黎州致使“取兵于御前，诸军兵车往来，内郡苦之”的局面大发感慨，说：“国家混一区宇，画大渡河，弃夷不用。夷且内属，岁贡名马，求通于中国。中国许之市，以收夷心。边有夷侩，或导之绎骚，守者坐愚或生事，皆非其故也，何至以大兵长技与之较胜负哉!”(17)从中清晰可见封疆大吏胡元质的边疆观念，推崇太祖画河弃夷的做法，对边疆守吏不当处置与外夷关系或主动生事，以及对化外“蛮夷”(不包括仇敌金朝)用兵争胜负表示非议。
    淳熙(1174～1189)后期，四川制置使赵汝愚在上奏中谈到：“臣伏见黎州自太祖皇帝玉斧画河之后，二百余年，三陲晏然，一尘不动。”此处“三陲”指黎州三面临边，而“晏然”、“一尘不动”与上述说法实有共通之处。但之后行文转向了当时的时政，即“蠢兹小丑，敢为乱阶，杀略吏民，扰我西鄙，覆亡将士，犯我王略，积十余稔，罪恶贯盈，狡计益深，乍服乍叛，犁庭扫穴，理无可赦。陛下神武不杀，惟务羁縻，圣度有容，屡行恩宥”(18)。乾道九年(1173)，吐蕃寇边黎州，黎州守臣处置不当，使得扰边事惊动了中央，数月后方得以平息。当然这一事实并非赵汝愚奏议的重点，他强调的是孝宗皇帝的圣德以及处置蛮夷方式的得当。
    淳熙十六年(1189)前后，广西转运判官朱晞颜上书《论西蜀事宜》：“自我艺祖断自圣谟，画大度(渡)河为守，夷人震慴天威，二百年不犯塞，逮今益以衰弱。”(19)需要说明的是，朱氏此奏的中心是要将四川制置司由成都移至兴元，以有利于川北控扼金朝。自乾道年间开始，大渡河宋朝一侧黎州屡屡受到大渡河外蛮夷势力的侵扰。朱氏不顾这些事实，仍以“逮今益以衰弱”错误认识为观点，试图将川蜀的军事重心由南向北迁移。反映了朱氏对四川北疆与南疆重视程度的迥异。
    从淳熙年间的这三则书写来看，胡元质和朱晞颜并未提及“玉斧”，说明玉斧画大渡河仍未被完全接受，或者说在孝宗时，“玉斧”画河对一些宋人而言仍陌生。有一则没有确切时间的资料显示，黎州大渡河边建有“划玉亭”(20)，作为实物已经矗立在大渡河边。该说也从书写、传述转向了实证建设。
    光宗绍熙二年(1191)，张谓出任知黎州，其《谢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划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险”(21)。黎州凭借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参与并推动了该说在徽、高、孝宗时期的传布。该说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政治遗产，对黎州影响最为深远，甚至成为了黎州的一种标签。于是，“玉斧所划之方”无可争议的指代黎州。
    宁宗开禧三年(1207)，道士写道：“真人幸启偃兵息民，执玉斧而划弃大渡之外，越巂遂沦。”(22)而张神君“旧生越巂间”，故而“当以黎雅为乡也。黎之邛崃关有灵应洞，乃吾之变化所”。此处宋太祖被用以道教称呼“真人”，面对玉斧画河带来的疆界变动这一现实，纵有变化之术的“神道”也无能为力，只能顺从并改变，以博得民众的信仰。
    楼钥创作的《送王粹中教授入蜀》长诗大致也成于这一时期。(23)其中便有“艺祖按图挥玉斧，大渡河外等弃之。本朝独无南诏患，一语决定无敢违”。楼钥在诗中提及自己未尝入蜀，而在私人诗文往来中提到该说，说明该说作为知识通过书写、传述已经传播开来。谈到诗，仍有三首诗提到“宋挥玉斧”，因未注明时间，一并附于此处。项安世(1129～1208)《送胡黎州》：“邛崃阪曲臣车直，大渡河深帝斧明。”洪咨夔(1176～1236)《同孙子直和李参政东园韵》(其八)：“大渡画河余玉斧，祁山破贼只纶巾。”黄文雷(理宗淳祐十年进士)《西域图》：“煌煌烈祖鉴古作，玉斧画地分华夷。”(24)
    宋理宗时期，该说广泛见于记载。祝穆《方舆胜览》作为本朝地理书，在“黎州”、“嘉定府”下凡四次提及该说。其中有一种说法屡被后人引用，即“大渡河”条“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嶲，艺祖皇帝以玉斧画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25)这一书写相较以前提供了新的信息，包括明确的时间(建隆三年)、参与者(王全斌)、图像的来源(平蜀后，以图来上)。信息要素的增加，使得“宋挥玉斧”说内容更加饱满。排除史实的正确与否问题，这种书写行为可以视作对该说的又一次完善。祝穆的书写行为使得该说得以基本定型。就史实层面，建隆三年(962)并未平蜀，而是乾德三年(965)平蜀。(26)即便存在这样明显的错误，后世包括元、明诸人多加以传抄而未加纠谬。(27)
    除了这一书写，祝穆还给出了另外三种书写。同为“大渡河”条，在嘉定府下，书写为“艺祖得天下，以所持玉斧画舆地图，自大渡为界，此外吾不有也。故二百年无外患，远虑如此”(28)。又有作“持玉斧画河，实存深意”。并提供了黎州《本朝太守题名记》的记载：“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外”。(29)
    郭允蹈编纂《蜀鉴》，在结尾处如是行文：“惟我艺祖，远法三代，玉斧画河，不贪其土，而蜀于是鲜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谨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砺廉隅为安边之本，孰谓其不行于蛮貊哉!虽百世而无南夷之忧可也。”(30)是书最后记录到宋平后蜀，此段文字既是对当时的总结，也是郭氏关照现实后借该说书写的理想蓝图，正所谓“蜀鉴”。
    南宋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专门列有“以斧画地”条，载：“太祖得天下，以所持玉斧画舆地图曰：‘自大渡为界，此外吾不有也。’故二百年无外患，远虑如此。”(31)此书的类书性质，极易吸引时人眼球。正如书中所称“昨刊《古今备要》四集盛行于世，但门目未备，再刊外集，补其未备”。而此条所属别集，即四集之一，可以想见该说随着该书的畅销更加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