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驻日占领军的组成
    扶持中国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亲美的中国，符合美国在亚洲的长远利益。基于这样考虑，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提议，以中国为主体对日实施占领，希望中国担当起对日占领的任务。开罗会议以后，罗斯福继续扶持中国，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起大国作用的。他反对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与美国在亚洲最大利益相违背的观点，私下里斥责这是“完全同他的想法及美国政府的政策相违背的”。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如下信念的，那就是尽管中国暂时还贫弱，而且有可能发生革命和内战，但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有朝一日总会统一和现代化的，总会成为整个远东的最重要的因素。”[8]（p.714）1945年9月6日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规定：“对于日本本土诸岛，将进行军事占领”，“在对日战争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如果参与其事，将予以欢迎”[5]（pp.744～745）。由于美国的支持与号召，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中国政府为派遣占领军占领日本、洗除国耻，作积极准备。面对旷古未有的新形势，中国上下无疑提高了民族信心与自尊。
    战争结束之初，美国要求中国提供陆军10个师及空军的派遣，中国政府立即作出以陆军青年军3个师编成对日派遣军的决定。1946年3月，美国鉴于中国在战争中损失过大，派遣如此数量的军队颇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派遣对日占领军的数量减少许多，只邀请中国派5万人的军队协助占领日本，以减轻美国的占领负担。中国政府虽表示同意，但在派遣数量上大大减少。因为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损失严重，军队的给养极为困难，加上国内政治问题尚未解决，蒋介石不愿将大量军队派往国外。在与美方协商后，中国最后拟定派一个陆军师--荣誉二师去占领日本，名为“中国驻日占领军”。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赴日之际，国内的67师全体官兵也作了充分准备，等待启程前往日本，对日实施占领。
    进入1945年年底，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国共两党的矛盾愈演愈烈，处于大规模战争的前夕，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国内形势变化比原来预想的要迅速得多。国内形势紧急，中国国民政府鉴于国内不利之形势，已无心向日本派遣驻日部队。1946年6月下旬，把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改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其成员来自外交部、国防部、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以及组织部等部门。代表团总部设在东京的麻布区，受外交部主管，其任务“除办理盟委会会务外，并筹办索取赔偿及索还被劫物资事宜”[9]（p.668）。代表团内设四组，第一组主管军事，第二组主管政务，第三组主管经济、赔偿与索还物资，第四组主管教育与文化。秘书处处长为李秉汉。美国要求各盟国提供“象征性的占领军队”，对日派出军队的只有美国与英国。其他国家派出的只是属于外交性质的代表团，其中有苏联、中国、法国等。
    在盟国占领日本期间，中国在日本的外交事务悉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负责办理。这里应该提及的是，中国驻日代表团是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可以说为索还被日本劫掠的物资、挽回中国所受损失作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以书籍和古物的索回为例，在索回的被劫物品当中，有古物、字画、拓本、佛像、寺钟、刺绣织品、家具等，最珍贵之翡翠屏风及缂丝古画，白玉壶、翠玉花瓶，都已于1948年11月4日押解回国；此外，清朝乾隆帝墨迹四大册，康熙时代瓷瓶一尊，宋坑端砚二方，象牙塔一座，大象牙球一具，乾隆时代精雕端砚一对亦都索回。被称为中国学术界之至宝的“北京人”化石在战时遗失，“本会曾竭力搜寻，惜无结果”[10]（pp.111～112）。
    三、中国不参加对日占领的国内外原因
    中国国民政府为战后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发挥大国作用作了许多准备，但是为什么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即将出发之际，蒋介石又宣布中止派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战后初期国内外形势作一番探讨。
    先说国际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促使蒋介石中止派遣驻日占领军的重要因素。按照蒋介石的说法，中止派遣的理由是：“阻止苏联越发露骨的占领日本的野心。如果中国军队进驻日本的话，我判断苏联一定以此为借口使红军进驻。”“当时，苏联赖在东北，在占领下的朝鲜进行赤化傀儡政权工作，接着把日本作为目标。不能给企图赤化全世界的苏联以占领日本的口实。果然，失去理由的苏联斯大林1946年8月直接向杜鲁门正式提出苏联军队占领北海道北部，但杜鲁门拒绝了这个提案。”[1]（p.413）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存有戒心的，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做法，使中国增强了对苏联的固有看法。1945年6月，蒋介石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宜。斯大林向中国提出将外蒙古归入苏联的要求，蒋经国据理力争，对斯大林予以坚决回斥。对于此事，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对中苏谈判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雅尔塔条约谈判的时候，美国方面有人主张：“要结束战争，必须苏联参加，要苏联参加，他当然要提出对他有利的条件，等到他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给他好处。”等到会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蒋经国说完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干脆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要这块地方的。”他还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11]（pp.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