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严重损害盟友利益的做法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自然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与不安。由此观之，苏联对日出兵作战必然索取补偿，对于盟国尚且如此，对于战败国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在1945年8月16日向杜鲁门提出的出兵占领北海道的要求就是一个例子。我国学者也有人指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12]（p.91）。如果用这个视角来看中国问题就会看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受国际复杂因素的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形势。
    再说国内因素。战后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出乎蒋介石意料，也促使他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国内。战争一结束，国共的矛盾首先在受降问题上表现出来了。1945年8月9日也就是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毛泽东向其所属部队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人民武装力量根据延安总部对日反攻的命令，开始向绥晋、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山东、鄂豫等敌占区发动进攻，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紧急从西南、西北调集部队，向南京、上海、北平、济南、东北等地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国共两个政治实体间的矛盾爆发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与扩大，使蒋介石感到恐惧。1945年9月，共产党已拥有127万军队，268万以上的民兵，19个解放区和1.255亿人口，120多万党员。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扩大，改变了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抗战开始时的18.88∶1，降为4.1∶1，加上收编的50万伪军也仅为4.5∶1稍强一点[13]（p.13）。这个变化是蒋介石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最担心的。在力量的对比与较量中蒋介石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与迫切性，一场大规模内战将在国共之间展开。美国驻华大使馆看得很清楚，它打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威胁正在增长，大使馆感觉情况已几乎绝望。”[14]（p.289）总而言之，中止派遣占领军进驻日本，是国内反共政治需要决定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说中国赢得了战争，但是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过于惨重，很难抽调足够的力量向日本派遣占领军，因此，也限制了中国对日占领军的派遣。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只是解决了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而国内国共两党的党争、政争与军争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夺取政治权力。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在1946年元旦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处境，还是备极艰难，外患虽已攘除，内忧却更见严重。这几个月以来演变的经过，不容讳言的，使我们同胞在重见天日之余，心头上仍有重重的阴影……对于国家的现状，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要“消除内部存在的殷忧，收获真正胜利的果实”[6]（第68卷，p.24），对日占领事小，对内消除“殷忧”事大。蒋介石已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
    蒋介石特别强调日本对自己政权、对亚洲的重要性。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侵略不过是“癣疥之疾”，而共产党的红军才是“心腹之患”。即使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两党的关系也相当微妙。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中苏关系注入了复杂的因素。虽然苏联在国共问题上曾给蒋介石不少支持，但是后来为了遏制美国在东亚和远东的渗透，以及即将来到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苏联还是弃蒋而转向支持共产党，远东的国际阵线越来越清晰地分成美国、日本和国民党中国，以及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实体。蒋介石对国内问题的考虑优先于对日占领问题的考虑，1946年11月5日向美国方面提出中止派遣驻日占领军，正是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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