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某些年代的变通处理问题
    先秦年代异说较多。如，自武王灭商定都于镐，至成王经营东都洛邑，隔了几年时间，本当注明，但代纣之年既纷纭难定，营建洛邑又有成王五年、七年诸说，加上考虑到建立镐、洛二都的时间差不大，放入整个西周时代所占比例极小，且洛邑只是陪都，故未再细标陪都洛邑的起始年代。再如，春秋时期楚国多次迁都，具体的时间、地点、学界说法不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引刘彬徽、钱林书之说，认为“公元前504年，楚昭王畏吴国之势，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东南）， 不久重回在今江陵的郢。”宜城县东南7.5公里的楚皇城， “应为古书中的鄢，前人曾有楚昭王一度自鄀迁鄢或昭王之子惠王迁鄢的说法”。但迁鄀为都时间多长，自鄀迁鄢还是自鄀回郢后再迁鄢，何时迁鄢，迁鄢为都时间多长，今俱难考定。表中笼统列在前504年至前488年（楚惠王元年）间。又如，战国时代的肇始，历来有前475年、前453年等多种划分法，《资治通鉴》纪事起于前403 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魏、赵三家诸侯，今人多以为太迟。但从城邑转为国都的角度，从国家政治中心确立的角度看，恐怕还是前403年更合适些。 故表中从此年开始以韩、魏、赵三都正式取代旧晋都。
    4.某些非正式国都的变通处理问题
    辽自1007年后，名义上都城仍在上京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实际上已迁都中京大定（今内蒙宁城）（谭其骧对此有专文论述）。当然辽都与中原都城不同，它仅仅是礼仪性的所在，辽帝平时住在捺钵，办理政务随季节变换地点。但中京毕竟比上京靠近中原，迁都此地本是为着便于同中原政权往来，也确实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故表中1007年前不列辽都，1007年后列入辽中京。
    在金灭亡前两年即1232年，都城开封已被蒙元攻占，此后二十多年，北中国一直没有正式的政治中心。当时蒙元窝阔台汗国的都城和林（今蒙古境内），远离中原地区。不过，金中都（今北京）被蒙元攻下后，虽然遭受严重破坏，但自元太宗窝阔台（1229～1241在位）以来，便开始在这里建立行台或行尚书省，统辖汉地诸路，时称燕京。这时的燕京不是都城，但当时清查、登记中原人口、创办国子学、考试选拔中原儒生等，均在此地主持推行，发挥了都城的部分功用。为避免将偏安江左的南宋都城作为当时全国唯一政治中心的误会，表中在1233～1259年下权且并列燕京。
    5.代际割据政权与农民起义政权的处理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代际割据现象，在旧史所谓两大统一王朝之间，其实有相当一段时期都会出现群雄称王称帝，竞相建立政权。秦汉之际、两汉之际，隋唐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无不存在多个分立政权，新的统一王朝建立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翦灭割据群雄。不过，这些割据者大多数都是规模有限的区域性政权，往往还称不上是全国政治中心之一，新王朝开基后更成强弩之末。刘秀与东汉初割据群雄的斗争比较特殊，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指出：“光武之得天下， 较（西汉）高帝而尤难矣。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当时西北、四川、长安外围乃至与洛都近在咽颊之间的郾、宛、堵乡、新野、弘农等地，皆敌氛甚炽。表中将此期作为一个重点，另一个重点则是清初尚占有半壁江山却由于自相攻讦而迅速分崩离析的南明政权。
    统一王朝末期还常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建立政权，这也是形成代际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们的力量不够集中，各支义军多互不统属，且流动性很大，缺乏大片而稳定的根据地，农民军政权都城对地方的有效行政控御也就比较差。有鉴于此，表中只列入元末红巾军政权和清末太平天国政权作为代表。
    6.非迁都性质的帝室流亡问题
    受外族、权臣、强藩或农民起义之逼，皇帝可能主动或被迫自京都流亡外地。典型者如唐代，756年安禄山军攻入长安， 玄宗逃往蜀成都，次年年底还京；763年吐蕃兵攻入长安，代宗逃往陕西商州， 年底还京；783年节度使朱泚叛唐，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梁州（今陕西汉中），次年还京；880年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885年还京；同年受军阀李克用等人之副，僖宗逃往成都，885 年还京；同年受军阀李克用等人之逼，僖宗被权宦田令孜劫持至凤翔、宝鸡， 888年还京；896年受军阀李茂贞之逼，昭宗逃往华州（今陕西华县），898年还京；901年受朱温之逼，昭宗被宦官韩全劫持至凤翔，903年还京；905年李茂贞兵逼长安，朱温迫昭宗及京师士民迁都洛阳， 尽毁长安宫室房舍，等等。这些变故，除最末一次外，均非迁都，故表中一概不列。其他朝代也有类似情形，处理同此。
    尚有诸多细节，不必一一赘述。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从都城表中读到的历史启示。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分布与政治史分期
    从都城编年简表中很容易看出，中国古代不仅在统一王朝时期，而且在分裂割据时期，也存在政治中心，只是政治中心由一个变为多个。实际上，中国在清代中期以前从没有完全统一过，旧史所谓统一王朝时期，除清代以外，都存在两个以上并立政权，甚至常常多达十几个边疆政权，秦、两汉、隋、明等朝代，都是这种格局。《中国古都和文化》列举都城200多处， 新近出版的《中华古国古都》更列举古国古都近800处。把所有并立的都城全算为国家政治中心，是不可想象的； 把旧史的大统一时期与大割据时期混同起来，都说成多中心，也是不适宜的。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数量上势必存在一条客观的界线。表中所列都城计54处，春秋末战国和唐末五代两个时期，并列都城最多，达到6 处。同时并列的数量过多，便不成其为中心了。6个中心， 似乎偏多一些，是否可以再作减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这个表中又可以看出，各朝主要都城的建立，存在一定的重复性。最典型的，如西安，曾16次为都，洛阳14次，南京10次，开封9次， 成都7次。就都城建立的年代看，从西周定都（自公元前1027 年算起）至秦统一的800余年间，表中54处主要都城已出现24处； 自秦统一至隋统一的800多年间，就增13处；隋统一后1300多年，仅新增17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