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悬而不决的老问题了。好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夏商文化中的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提出：商周之交应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前后，夏商之交当在公元前17世纪中叶前后。其后， 我在谈偃师商城时又顺带提到了这个问题， 把夏商之交定为1670B.C。近年来， 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名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被提了出来。我虽然不赞成对这个问题大加渲染，但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仍然是必要的。其所以必要，在于这可以为古史研究提供一个年代依据。但若以为这样就可以确定中国古代的历史体系，那就未必然了。因为，即使计算得再准确，也不过把历代王年计算出来，列出一张王朝世系年代表。而王朝世系年代表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至于说个别国外学者认为夏代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我们不妨反问一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她仍然认为夏代不过是传说，那又该怎么办呢？
    一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好解决，在于中国古史自共和以上即无确切纪年，这是众所周知的。共和始自厉王时的国人暴动，流于王彘，由共伯和代行天子事（或云周、召二公共同执政），是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而宣王即位，所以西周晚期宣、 幽二王是有确切纪年的（共57年）。但自此以上的共和十四年，是计入厉王还是单计，就不好说了。这样，厉王在位几年就很难说清，更不要说前面的王年了。西周不计共和为12王，加共和为13王，过去有考证西周王年者，但多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无奈，我们只好从西周始年入手，解决西周积年问题，然后尽可能把王年求出来。
    西周始于何年，以往有两种说法：一见于《竹书纪年》，按西历计为公元前1027年。同书还谈到西周积年为257年。我曾经计算过，这257年减宣幽二世，恰为200年。西周自武王至厉王共10王，《纪年》是按前后5王各百年计算的。当然，这里是不计共和的。若计共和， 就只剩186年了。因此，我认为《纪年》之说是不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见于刘歆《三统历》，西周始于公元前1122年。如是，西周积年应为352年，减宣幽二世则为295年，这就是西周前10王的积年了。按《纪年》的分配方法，减去共和，前后5王各得180年。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其所以如此，在于《三统历》是按夏历建子、殷历建丑、周历建寅编制的，而建子、建丑、建寅之说则根据月建，即：北斗星斗柄转移的位置。我曾经说过，这种计历法应始于春秋，以此推夏、商、周是不妥当的。我们很难确定，夏、商、周三代是根据月建来计算年月的，所以我们不能按《三统历》判定西周始于何年。
    这两说均不可取，我于是转向了殷墟，看殷墟发掘中测定的年代能不能提供西周始年的依据。我列举当时殷墟测出的5个数据， 结果很不理想，无法据此判断西周始于何年。无奈，我又转向了近人对西周始年的各种说法，结果发现近说中早者为公元前1075年，晚者为公元前1039年。我取其中，定为公元前11世纪中叶前后。这就是我当年的考虑，现在看来这样定位基本上是可取的。
    前几年我参加了北京建城30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有人根据武王克商之年，岁在鹑火，推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45年。但同据岁在鹑火，前此有人推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57年。会后我想，何不根据东周的平均王年推定西周始年和积年呢？东周长于西周，其平均王年是可以作为依据的。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加共和为13王，东周的平均王年为21年，依此推算，西周积年为273年，而始于公元前1043年，接近公元前 1045年。公元前1043年和公元前1057年有10年之差，我取其中，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50年。这个意见，我曾向学勤同志谈过，他未置可否，也许是待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结果后再看分晓吧！这时我还没有怀疑过《纪年》所说盘庚迁殷后273年，更不徙都。稍后我根据东周平均王年， 按盘庚迁殷后8世12王计算，实为252年，较之《纪年》少21年。这21年加在《纪年》所说的西周始于公元前1027年之前，则西周始于公元前1048年，这较公元前1050年就非常接近了。近闻，据丰西晚期遗址发掘，测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50年。看来和我的推算不谋而合，用不着且待下回分解了。
    西周始于公元前1050年既可定论，则西周王年就比较好说了。据此，西周共积280年，减共和以下71年，余209年，这就是自武王至厉王的积年了。若按平均王年计，大抵上仍为21年，接近于东周的平均王年。至于每王在位年数，也可在这209年中求之。比如说，厉王在位27年， 减去14年，实际在位13年。我相信，经过多方努力，西周王年表是可以排列出来的。这就要待来日分晓了。
    二
    在西周始年这个难点突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目光投向商代积年了。按传统记载，对此有4种说法：一见于《纪年》，言商代共积496年；二见于《三统历》，说商代共积629年；三见于《左传》宣公三年， 说禹铸九鼎，在夏亡后“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四出自孟子，说自汤至于文王，5百有余岁。这4说中，孟子之说相当笼统，可以不予考虑。当然备作参考，亦无不可。
    对前三说，我曾作过考察，认为《纪年》之说未必可信，因为此说和西周始年相加，不过得154B.C，以此为商之始年，显然是偏晚了。再说，商代共经17世31王，即使不计汤子太丁和武丁子孝己，也有17世29王。如按前述东周平均年计，这29王合得609年。以此与西周始年相加，则得1659B.C，较之《纪年》多出114年。可见，《纪年》之说，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有问题的。
    《三统历》之说又如何呢？我认为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以此与西周始年相加，可得1679B.C；而与其所说西周始年相加，则得1751B.C，这是不是有点偏早了呢？再说，这629年如果平均分配给17世29王， 则平均王年约为21.4年，多于东周平均王年。商代多兄终弟及，故29王合为17世，平均王年会不会如此之多呢？当然，这接近于西周的平均王年，但西周只有一世为兄终弟及，这与商代显然是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