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经自己说明，他作《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司马迁传》）。 这一篇文章只想讨论其中的“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在此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不过一般都是着重分析司马迁的论历史之变，说明他能从变中把握了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些论述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司马迁既注意到了历史上的“变”，又注意到了历史上的“常”，而且正是在贯通“变”与“常”这一点上，他显示出了自己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史记》是一部叙述从黄帝到当时（汉武帝时）的通史，自然记载了古今种种不同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很重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
    （1）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关于这一方面的变化， 司马迁着重叙述了两种，即从君位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变化和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
    第一，他叙述了君位从禅让到世袭的变化。《五帝本纪》叙述了尧、舜、禹之间禅让的情况如下：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一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2]（P30）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2]（P44）
    到了禹以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夏本纪》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2]（P83）
    从夏后启以下，中国的君主都实行了父传子及兄传弟的家内世袭制。
    第二，司马迁叙述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据《史记》的记载，从五帝的时候起，在全国之上就有一个天子，在天子之下又有许多诸侯。尽管这许许多多的诸侯小邦原先都是从不同的部落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名义上都经过了天子的策封。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周本纪》还记载了周武王克商以后分封诸侯的一些具体情况：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封。[2]（P126-127）
    周初建立的封建邦国系统，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大国兼并的战争中逐渐消灭殆尽，郡县制逐渐发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又有大臣提议分封皇子，“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P238-239）这样，各级地方官吏直属皇帝的郡县制就代替了由诸侯、大夫等分层统治的封建制。
    秦亡以后，汉初曾经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一些诸侯王；结果是异姓诸侯王先反，随后是同姓诸侯再反。为此汉朝皇帝不断采取措施以消灭或削弱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这种残存的封建制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些过程，在《史记》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表中皆有详细记载，这里不烦细说了。总之，《史记》鲜明地表述了这种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
    （2）决定政权得失的直接因素的变化。在这方面， 司马迁叙述了前后变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尧、舜、禹禅让时期，决定一个人政权得失的直接因素是德。如上所述，尧子丹朱、舜子商均都因无德而不能获得政权，而舜和禹却因有德而登上帝位。所以，在当时，帝位不能因血亲关系而世袭，只能由诸侯和人民所信任的有德者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