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2]（P2132-2133）从他的这一段议论中，我们正好看到了司马迁对于求富与礼义这一对矛盾的两方面间关系的见解。满足人们求富的恒常欲望，这是礼义的起点也是目标；而实现礼义就是要使人们的求富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中，不致因有任何过度的行为（所以他重视“上服度”）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与国家的灭亡，从而最终还是危害了求富。
    那么恒常的礼义从哪里去寻求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记他回答壶遂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说：“余闻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义，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 （ P3297-3298）司马迁所说的孔子的这一思想， 也记载在《论语·颜渊》篇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6]（P271）。人类社会必有父子，在孔子、司马迁等古人看来， 也必有君臣；因此他们把这些看作社会的最基本的秩序。他们认为，使人们在这种社会的基本秩序中各按自己的适当地位而适当地行动，这就是实现了礼义，这就能使社会保持正常的运转。
    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中，人类求富之常情与人类礼义之常理是维持社会平衡的两根支柱，也是保证历史运行的两个车轮。所以，他十分重视这两种历史的恒常因素。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首先应该说明“通”在司马迁的笔下实际具有两重涵义：其一，是通晓的意思，这里的“通古今之变”就是通晓古今变化的意思。这是从历史学家的主观对于历史客观的了解的角度说的，它的意思比较具有直接性，所以不需要任何更多的解释。“通”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在司马迁对于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的说明中表现出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2]（P3319）这里的“承敝通变”是指“礼乐损益、律历改易”这些历史过程的变化而言的，所以这里的“通”是指历史过程的由变而通。按司马迁的变通思想是从《周易》接受过来的。《周易·系辞下》中曾说到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在历史上所作的变革，说这是“通其变，使民不倦”。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P86）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说到“承敝易变”或“承敝通变”，从而“使民不倦”，其思想来源皆在于此。这一层意义上的“通”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中发生了问题，发展不下去了，就是要穷或者走到尽头了，这时来了一次变化，于是历史又继续发展下去，从穷而通，由于通了所以也就能持久了。这样历史的过程似乎就达到了一种悖论（paradox），恒常或持久的过程竟然是由变来达到的。然而，事情的实质正如“悖论”这个词的涵义一样，竟然是似非而是（seemingly absurd though perhaps really well-founded statement）。
    以上分析“通古今之变”的“通”的两重意义，对于我们说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有什么意义呢？应该说，其意义也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有客观历史过程的通，其次是历史学家对于这一通体过程如实的认知和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于这一通体历史过程的通体了解。司马迁所企求的“成一家之言”，实际就是希望能对于客观的通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通识或通史的著述。能对于客观的历史之通有一个通晓，这就是司马迁所要求的“通古今之变”，通晓了这样的古今之通变，自然地就成了一家之言。
    下面就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司马迁是怎么样从历史之变中说明历史之通的。
    其一，在司马迁看来，礼义是有常的，已如上述。那么，礼义又如何由变而通呢？以上我们曾经引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所说“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在以成功为统纪”，那么这种“殊礼”与“异务”中又有什么常可言呢？在说明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因为司马迁的见解实际是从孔子那里引申而来的。《论语·为政》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P39）这里的“损益”就是变化，知道了礼的从夏到殷的变化和从殷到周的变化，为什么就能知道以后百世的变化呢？这就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这种变化本身是有其一定之规的；否则，孔子的百世可知的推论就在逻辑上成为不可能的。由此可以说明，至少从孔子起就认为礼的变动（礼运）是有一定的常规的。不过，孔子在这里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变化常规究竟是什么。
    司马迁从同时前辈学者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得到了启发，接受了董氏的夏、商、周三统说。[7]（《三代改制质文》，P183-213）他在《高祖本纪》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罚，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P393-394）由于有了这样的忠、敬、文三者的循环，礼的变化常规或法则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表述。当然，这样的变化常规或法则的表述，是有其明显的缺陷的。不过，只要看一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对于三代的封建与汉初的封建之间的异同所作的分析，我们就不会相信司马迁是真正的历史循环论者了；因此，如果把上述忠、敬、文的常规不解释为封闭的圆圈而解释为螺旋线，那也许会更为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