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在夏、商、周三代，帝位既已世袭，政权的转移就不再经过禅让，而是经过所谓的征诛了。据《夏本纪》记，夏朝后期，“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2]（P86）。到末代君主桀的时候，“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3]（P88）。据《周本纪》记，商朝末代君主纣奢侈淫乱，“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西伯（后来的周文王）也曾受过纣的监禁，经贿赂才被赦免。“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到西伯之子周武王时，“纣愈淫乱不止”。“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于是周武王为天子。”[2]（P105-108）这就是说，商汤之代夏及周武王之代商，虽然也有德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直接的因素则是战争的胜利。
    第三阶段，到战国和秦统一时期，战争暴力完全取代了一切道德和信义。《史记·六国年表序》记：“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燕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指魏、赵、韩）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2]（P685 ）秦之强盛是从商鞅改革开始的，秦之所以能灭六国而成一统也是坚持了商鞅制订的方针的结果。商鞅是怎么样作的呢？《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劝说秦孝公伐魏，以打开秦东进的门户，“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即商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2]（P2232-2233）。结果是魏国被迫向秦割地求和，而卫鞅在秦受封于商，成了商君，称商鞅。总之，《史记》鲜明地表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政权得失的直接因素的前后变化。
    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司马迁是以什么态度对待他所记载的这些变化的。对于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分析了汉初的封建诸侯与三代时的封建之异同，说明汉代的诸侯已难以像上古那样持久，然后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2]（P878 ）对于帝王取天下的手段，他在《六国年表序》中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P686）由此可见， 对于历史上的变化，只要是取得成功的，司马迁基本上是取肯定的态度的。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司马迁在《史记》中几乎处处都在写历史之变，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司马迁不仅这样写了，而且对变取了肯定的态度。这一点正是许多研究者所以赞扬他的地方。不过，司马迁也并未否认历史上有常，更没有看轻常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对本文中所用的“常”的概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尔雅·释诂》：“典、彝、法、则、刑（即型）、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3]（P253）以上13 个解释“常”的字包含了两重意思：其中绝大多数表示法则、范型、常规的意思，而“恒”字的意思则是固定和长久。（注：《周易·系辞下》：“恒，德之固也。”《周易·杂卦》：“恒，久也。”（《周易正义》，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页89，页96。）从这两重意思来看，“常”与“变”是不同的；因为法则、范型及常规都是衡量变化的标尺，其自身必然要有其固定性和长久性。但是，这个“常”又非绝对的“不变”。因为，这里的法则、范型及常规都是变化本身所具有长久稳定性的属性。所以，《周易·系辞上》：“动静有常，刚柔断矣”[4] （P76）。动与静就是变化，但它们是有常规的。所以， 《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P205）。 荀子这里所说的“天行”包括了天体的运行与季节的变化，所以，天行之常就是天行的变化规律。对“常”作了这样的解说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司马迁是怎么样论述历史上的“常”的了。
    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常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司马迁笔下，发展经济与致富是人们的恒常行动目标， 而且这也总是社会和谐与国家强盛的基础。
    《货殖列传》记：“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2]（P3253-3254）
    接着，他写了这样一些内容：不同地区有不同物产和风俗民情，而求富的努力则是一致的；各种行业有合法的与非法的区分，而其经营的目的则均为求富；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各有不同，而财富对此总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有礼义盛衰之分，国家有实力强弱之别，而财富却总是其基础。
    然后他说：“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2 ] （ P3271）所以， 在司马迁看来，不论历史如何变化，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却总是其天然的恒常基础。
    （2）在司马迁的笔下，财富是维持社会生存的恒常的必要条件， 已如上述；但他并未以此为其充分的条件。他知道，财富的产生与分配总是在一定社会秩序中进行的，所以社会秩序同样是历史赖以延续的恒常条件。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呢？在司马迁看来，这就是礼义。礼义作为社会伦理体系，是不能天天变的；所以中国古来就把这种伦理体系叫做伦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