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说之不可信，还可由其所定西周始年推之。按《纪年》，西周始于1027B.C，加496年，则为1523B.C 。 据《三统历》， 西周始于1122B.C，加629年，则为1751B.C。勿庸赘言，这两个数字， 无论以那一个作为商之始年，都是不适宜的。
    相较之下，我认为“载祀六百”之说是较为可信的。一则此说较《纪年》和《三统历》为早，即最早的记载；二则此说是专就商代积年而言的；三则此说不是按任何历法推算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毫无拘束地和重新推定的西周始年相加，得出商代始于何年来。具体来说，1050+600＝1650B.C，这很可能就是商代之始年了。
    商代始于何年，我开始是按《夏文化探索》中的理解判断的。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均为夏文化，但四期已进入商代了。所以夏、商之交应断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略偏前一些。后来，我依据二里头文化各期测得的数字，推定商、夏年代相交于1700B.C至1600B.C之间。如取其中则恰为1650B.C。 这与上述推定就完全一致了。但由于我当时的意见是三、四期之间偏前一些，所以到偃师商城发现后，我将商之始年定为1670B.C。后来我听说， 从商城宫殿前废井中的出土物测得出3个年代数据，依次是：1670，1650，1630B.C。据说，赵芝荃先生采用后一个数字，黄石林先生采用前一个数字，而我则反复斟酌，决定采用中间一个数字，定商代始年为1650B.C。 商代共积600年。
    这600年如按商代17世29王平均分配，则每世约合35年， 每王约合20年稍多一些。我认为，这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当然，这600 年也可减20年。如是，商代共积580年，每世约合34年，每王则得20年。 但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考古学上看，商文化可分早、中、晚3段，盘庚迁殷后为晚期。 本期按《纪年》所说共273年，而自盘庚至纣王共8世12王，盘庚与阳甲为一世，即使将盘庚归入上一世，也得7世12王。如是，则每世得39 年，每王得22.6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按《纪年》所说商代积年，减此273年，前此只有223年了，盘庚迁殷以前的年数会如此之短吗？因此，我将《纪年》所说273年，按东周的平均王年计算，削减为252年。这样，盘庚迁殷之年，无论按《纪年》之说，还是按我们的计算，均为1300B.C。顺带一提， 这是因为我们将《纪年》所说盘庚迁殷后的积年减去之后，加在其所说的西周始年上去了。据此，盘庚迁殷之前的商积年，按我们的计算，或为350年，或为330年。这350年或330年， 如按9世17王计算，则每世约得40年或37年，每王约得20.5或19.5年。考虑到盘庚迁殷前，商王多兄终弟及，其平均王年如此推算，是较为合理的。如果再往下减，辟如说商代始于1600B.C， 则盘庚之前的商积年就只有300年了。这300年分配到9世或10世17王头上，每世或可说得过去， 每王就不足18年了。这恐怕是难以说得过去的。
    前几年，我从小杜（金鹏）那里得悉，他们发掘了偃师商城东北角，估计此城约建于公元前16世纪，心里感到不太合适。后又从高伟处获悉，此城是陆续修建的，最早的是西部小城（即过去所说西城墙）。这样，商城始建之年就超出1600B.C，或为1630B.C，或为1650B.C了。 我还不知道对此小城测得的数据，但我预计，它将超出1600B.C。
    商代的王系是十分清楚的，所不清楚的是积年和王年。积年应保持600之数，最少不能小于580年。王年很难求得较为准确的数字。如果勉强为之，盘庚迁殷后的250年或可粗略计算出来。我看到一个数字， 说武丁始于公元前1209年。武丁在位共59年，向无异见。这样，武丁应卒于1150B.C。如前所说，西周始于前1050年。1150年减去1050年， 恰余100年，这就是武丁以后8王的年数了。不过，这样断的话， 武丁以前3王就有90年了，这是不是可信呢？我看，对商代王年，能断则断之，不能断就不必浪费人力、物力和金钱了。
    三
    在商代积年有了谱之后，我们就可以探索夏代的积年问题了。夏代共14世17王，加上后羿和寒浞，共19王，勉强加进寒浞之子，也不过20王。文献中之夏积年有两个数字，一个是431年，另一个是471年。我认为，前一个数字是较为可信的，后一个数字就很难说了。何哉？如以东周的平均王年衡量，夏代最多不过420年；如以西周的平均王年计， 则恰为431年。而471年按20王平均，则得23.6年。这既超出了东周的平均王年，也超出了西周的平均王年，更不要说商代的平均王年了。因此，我们应取431年，舍弃471年。
    为前所说，商代始于公元前1650年，再晚不过公元前1630年。1650加上430，为公元前2080年；如减20年，则为2060年。我取一个整数， 2100年，这就是夏代的始年了。如果有人认为这样欠妥，我们也可笼统地将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1世纪。
    国外有学者认为，夏代不过是个传说。这种看法，在考古学中的夏文化未发现之前或可备一说。因为，那时连我们自己也只能这样推定：既然《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商王世系已被殷墟出土甲骨卜辞所证实，《夏本纪》也应是可信的。现在我们已找到了考古学中的夏文化，夏代的存在就用不着怀疑了。考古学中的夏文化初名洛达庙文化，后名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上限约为1920B.C， 其东下冯类型的上限约为1980B.C。二里头文化各期之间约为100年，其前还有一个过渡期或形成期。这样，二里头夏文化约形成于前2020年；东下冯类型约形成于2080年。2080年减去1650，得430年；减1630，得450年。前者接近431年， 后者则超出431年。如2020年减1650年，则得370年；减1630年， 可得390年，二者均少于431年。不过这不要紧， 一则这不影响夏代始于前21世纪，二则如我们前说，二里头文化是少康复国后的产物，此前还有禹、启、太康、仲康和夏后相，那可能要到中原龙山文化的末期了。这里顺便一提：说夏代不过是个传说，这是不能成立的；但禹是不是一个传说人物，这倒是可以研究的。说禹是一个传说人物，并不是说禹实无其人，而是说按古代部落、氏族与其首领通名之例，夏启之前的历代首领均可称禹。我们现在所说夏禹，可能是夏后氏之末代禹，其前还应有称禹者。这样，夏代始于何年，就不好说了。也许471年之说是据此而言的。 那样，夏之始年就是2100B.C，或略微超出。总之，夏之始年为公元前 21世纪，这是不成问题的。在甲骨文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夏字，有人以土方当之。不过，古文字中有禹字，字像以手执蛇状，这与有姒氏是相当的。由此可以说明，夏代是确实存在的。因为，禹已被古文字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