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90华诞，是他从事学术工作70周年，又欣逢他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世人所瞩目。譬如，第一卷导论卷是由白先生和其他多位专家撰写的，对中国通史编纂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首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由白先生亲自撰写，以8万字的篇幅，论述“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三个有关通史编撰的全局性问题，作为全书的重要理论指导。担任以下8 章撰写的作者中有知名学者邱汉生、刘家和等。第二至四章，论述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提出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等重要论点。五、六两章论述“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阐发了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等重要理论问题。七、八两章论述“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问题。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论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极有价值的问题。在一部中国通史中，用整卷的篇幅来论述理论问题，这还是首创。综观导论卷的全部论述，有许多是加强了过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更有许多是开创性的研究（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因此，导论卷不仅为全书各卷的编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将中国历史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如第二卷“远古时代”，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主编。本卷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书中许多在具体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富有理论色彩和启发意义的论述向读者扑面而来。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本书告诉我们：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已露其端倪。中国古籍中有神农尝百草和黄帝播种百谷的传说。而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这些遗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注：《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近年又在长江中游发现了城背溪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当于公元前7000年和5000年。在这两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区域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注：《中国通史》第2 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考古发现正好与远古传说相印证：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读着这样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宝贵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而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又如，第三卷商周史卷的“序说”部分，是由著名学者徐喜辰、邹衡、胡厚宣撰写的。首章论述历史文献，按五经、史地书、诸子、辞赋四类，扼要而具体地论述先秦丰富的历史文献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对于为数不少的历史文献的真伪问题，今古文学派异同问题，以及作者或成书年代有争议者，均作了中肯的论述和必要的考订，并简要地论述前人对各种重要文献整理的成果，介绍最可据信的注本。第二章论述考古资料，分三节论述“主要都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三章论述甲骨文和金文，内容包括丰富而纷繁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及青铜器的出现、价值、研究状况。这两章，也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显示出本卷研究工作丰厚的考古学基础，又为初学者提供很好的研究入门指南。第四章论述商周史研究概况，分为四节，系统地论述近代以来实证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五四”前后，30年代，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研究成果，脉络清晰，评价恰当，中肯地指出在商周史领域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十分有利于帮助读者思考当前研究工作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这些内容都出自有长期研究的专家之手，因而确实反映出当代史学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