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体裁上意义重大的创新
    历史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和反映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的要求，必须落实到编撰体裁这一载体之上。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所以，体裁形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学家确定何种体裁形式，实则体现出他对历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正确反映历史。白先生根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形式中包含的合理性的精湛理解，根据批判继承的原则，以及对近代史书体裁形式的优点和我国历史著作优点的吸收、借鉴，决定《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各卷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新综合体的确立为写历史提供了极其广大的包容量，且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样，在研究成果上“积一代之智慧”；在理论上自觉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结合起来，达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在历史编撰上创造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三者结合，融为一体，便实现了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故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才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事件，成为高高矗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新综合体的确立，实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且各有其合理性。纪传体实是一种综合体，本纪、表、书志、列传互相配合而又各尽其用，包罗万有，容量广阔。编年体年经事纬，将同时发生的事件集中展现于读者面前，时代感强。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自为首尾，灵活变化，起迄自如。在本世纪初年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章太炎、梁启超二位著名学者都对新的时代潮流的涌起有强烈的感受，各自设想编撰中国通史，贯串进化史观和“开发民智，启导方来”的宗旨，并且都不谋而合地在吸收传统史书体裁优点的基础上，作新综合体的探索。章太炎所预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 ）表。有帝王表、舆地表等，共5篇。（2）典。有种族典、民宅典、食货典等，共12篇。（3）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党锢记等，共10篇。（4）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等共25篇。其中的“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8月4日。）“表”、“典”、“考纪”、“别录”则由纪传体中的表、志、别传等演变而来。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章氏仅仅是提出设想，除撰写有几篇“别录”外，全书并未着手；且究竟是以“记”或“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而“考纪”和“别录”同是记人，却要以“考纪”专记帝王，表示高人一等，则不免带着封建性的意味。梁启超于本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来到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据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太古及三代载记》之《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春秋年表》，《战国载记》，《战国年表》等）及他致陈叔通的一封书信（注：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所述，梁启超是设想以“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者配合，作为通史的体裁。在其设想中，“载记”是主干部分，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梁启超的这种尝试与上述章学诚的设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看到传统的纪传体具有诸体配合而又各尽其用、构成一时代之全史的优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且都极重视吸收纪事本末体详一事之起讫、首尾完整、伸缩自如的优点，而梁启超的设想更进一步，解决了通史撰述中主干部分这一难题，用以叙述历史演进的大势。（注：详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 期。）梁、章二氏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对后人很有启发意义，但一部中国通史的撰著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不仅要靠体裁体例思考之完善，尤要有统贯全书的理论指导，要有众多学者分途以赴、合力以成，要有安定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些梁、章二氏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仅止处于提出有益的设想和探索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通史撰著采用何种体裁，实际上是按两条线发展的。一是流行的章节体，本世纪初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即开创用这种体裁，它是由学习西方章节体史书体裁（经由日本），而又糅合了本国的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形成的。本世纪的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以及历史人物传记，都大量采用这种体裁。分章节来叙述背景、事件、演进阶段、各方面状况等项，确有其方便之处，有其优点和合理性，今后无疑还会继续使用。再者便是新综合体的探索和创立。本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提出了有价值的设想，作了某些局部的探索，但还有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更远未达到全面实践阶段。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才把前贤提出的设想大大向前推进了，圆满地实现了。白先生何以有如此的魄力？这不仅因为他自觉地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在历史观上站到新的高度，还因为他对体裁问题作了多年的思考和探索。
    1946年，白先生曾在昆明发表《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讲演，提出了《史记》所创体裁“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的概念。又认为，自明代以来三百多年体裁上是“专史为主”的时期。当时，人们都对用章节体写历史书习以为常，但他却认为当前在体裁上处于“艰难万状”，因为：“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而至于是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现在将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7页。 ）既然认为史书体裁问题面临很大困境，那就意味着从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思考史书体裁的创新了。至六十年代初，白先生撰写《谈史学遗产》一文，论述对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应自觉地予以批判继承，特别讲到对于以往某些史书体裁，也应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改造、利用：“在表达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33-434页。）传统的史书体裁，一般人容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白先生在此文中则指出应看到同一体裁的发展，说：“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比如就编年体来说，《春秋》只记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就不只记事，还要记言，不只记当年的事，还要于必要的时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终。荀悦撰《汉记》，提出‘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八个字的内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40页。）到《后汉纪》和《资治通鉴》，更有新的发展。白先生这一对传统史书体裁中优秀的东西应加以继承、改造、利用的思想，到八十年代初发展成熟，达到重大的突破。1981年，他发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进一步论述不同史书体裁的互相补充、交叉、综合，说：“史书的体裁，一向受重视的，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一般的看法，在这三种体裁之间好像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50页。）“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 载记、书志和史论的综合。……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3 页。）尤其重要的是，白先生在本文中精辟地讲了今天史书体裁的创新，要吸收古代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