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达到新的高度
    集中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实现重大创新的基础。然而，众多合作者的研究、探索，需要有高明的史识作为指导思想，对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起到统帅和灵魂的作用。白先生在建国初年就自觉、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它来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他认识到，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通史，必须做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于编撰中国通史的理论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以及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多卷本《中国通史》之所以能实现重大创新，此项至为关键。
    我国古代史学家有重视通史撰修的传统，产生了像《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名著，形成了如清代章学诚所概括的“通史家风”（注：《文史通义》内篇五《申郑》。）。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产生的通史著作，形成了在运用进步历史观作指导上三次意义重大的跨越。本世纪初，即有夏曾佑著成《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成自上古至隋统一，1904～1906年分3册出版）。这是近代史家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研究历史而撰成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夏氏把几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自远古至战国，包括周初以前为传疑时代，周初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自秦至唐，包括自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近古之世（自五代至清，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为更化期）。书中对各个时代历史的演进递变，均贯串以进化、因果的关系来观察、分析。如论人类起源，说：“以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页。 ）夏氏解释远古时代自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演进，更是周密地运用了社会进化观点。他称清代为“更化期”，则明显地表达出他对二千年一直实行的秦朝专制政体行将结束、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开新局的看法，故说：“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叶，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既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注：《中国古代史》第5页。 ）《中国古代史》以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给人以新鲜的、符合近代理性并能使人得到启发的知识，与旧史中充斥的循环史观或退化史观迥然而异。书一出版即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本书成为近代史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此后著成的同样影响颇大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缪凤林《中国史要略》、张荫麟《中国史纲》等，在历史观上都同属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范畴。
    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又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当时，国内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民众感到困惑彷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散布中国“国情特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别国不同，以此动摇人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郭沫若的这部著作，则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甲骨文、金文和文献典籍为资料，论述中国历史也走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他明确地宣布自己著述的宗旨：“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10页。）遵循着相同的理论方向， 范文澜在延安时期著成更加系统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此基础上，又经过约20年的努力，完成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3编4册，起自远古，迄于五代），观点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历史观指导上更进一步，明确地以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换言之，要着力探讨共同性与特殊性二者的联结。故此，著者在延安时期申明：“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础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页。）至1954年， 他进一步指出：“列宁指示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然后才能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本书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它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虽然写的未必正确，但方向显然是正确的。”（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页。）范文澜的通史著作以其观点新颖和材料丰富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著成后，在各个解放区及当时的上海、香港多有翻译。解放后的修订本累计印数也达百万册以上。戴逸教授称范著通史是“杰出的著作”。（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在40年代至60年代初， 还有吕振羽著成《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这三部通史著作同样以阐明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鲜明的宗旨，在长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讲出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时代在前进，197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工作也亟须开创出新局面。恰好，白寿彝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指导，明确地要求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这就体现了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依我看来，此项实则标志着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达到新的飞跃，这部内容空前宏富的巨著，就是以这一崭新的指导思想为统帅而成功地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