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实际上是多卷本《中国通史》实现体裁的重大创新的纲领。采用新的综合体裁，是为了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反映广泛的社会现象，要继承、吸收传统史书体裁的长处，还要超过它们，体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白先生是把理论上的探讨与史书体裁上的探讨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表里，同时解决，在历史观指导上做到反映客观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相结合，在体裁上采用新综合体，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互相统一。
    白先生创立的新综合体的构成是：《中国通史》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各卷论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均采用（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序说”，不仅吸收自《太史公自序》至宋、明人论著中的“序说”中有用的东西，又吸收近代以来西方大型历史著作开头设立专章论述历史文献、研究概况的长处，加以发展。《中国通史》中的这一部分，因其系统、翔实论述历史文献和总结研究工作的进展，极受学术界的重视，青年学者更视为必备之书，因为“序说”为治学指示了出发点和门径。前文已讲到商周史卷中“序说”诸多佳处，第八卷元史卷“序说”也堪称美不胜收。它根据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特点，不仅系统地介绍国内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对读者了解、掌握甚少的国外文献和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即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分两节，论述“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和“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涉及到法国、俄国（包括前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蒙古及其他国家，介绍了多桑、沙畹、施密特、伯希和、韩百诗、符拉基米尔佐夫、傅海波等众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前面论述中国学者自钱大昕、丁谦、洪钧、屠寄、沈曾植，至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人的成就相映衬，全面展现了蒙元史研究进展的历程。这样的“序说”，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论述精审严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恰恰是以前的历史著作中所难以容纳的。
    各卷的“综述”部分构成全书的主干，纲举目张，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四卷秦汉卷论述的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本卷“综述”即把握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状况，包括汉族的形成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明显不同。继之以二、三两章，论述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对于西汉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大的朝代，作者设立“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两章，概况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对楚战争的胜利，汉皇朝规模的树立，郡国制与封国制的并存，“文景之治”，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等重要问题，清晰地再现了西汉时期封建关系成长、国力逐步强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封建皇权加强和武帝统治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炼恰当，因而受到论者的好评。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卷则面对与西汉长期统一大不相同的分裂局面，撰著者匠心独运，清楚地划分了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混乱中理出线索。由于撰著者善于把握全局和叙述得当，结果这一本来复杂混乱的历史时期就显得头绪较为分明了。
    “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因之各卷“典志”篇目的设置，既在总体上显出均衡的协调，又各具时代的特色。如隋唐史卷设有“长安和洛阳”，“隋唐科举制”，“隋唐官制”，“隋唐律令”，“隋唐礼俗”等篇；元史卷设有“运河与海运”，“钞法”，“元代投下分封制”，“元代礼俗”等篇；清史卷设有“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商业、市镇”，“官修图书”等篇；近代前期卷设有“自然经济的分解”，“交通邮电”，“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海关、关税”，“宪政”，“秘密结社”等；近代后期卷设有“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外国对华投资”，“国家垄断资本”，“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篇。很明显，各卷“典志”与“综述”配合，都是为了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历史时期这一“多样性的统一”及其特色。
    “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篇幅，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现时代的特点。第十一卷近代前期卷的“传记”，从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的人物中，精心选择了35位各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之立传。他们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和进步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人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李秀成、洪仁玕、 杜文秀，晚清重要当权人物和封疆大吏慈禧太后、 奕、光绪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近代外交家和实业家黄遵宪、张謇，科学家和工程师李善兰、徐寿、詹天佑，革命派人物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秋瑾、宋教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反袁英雄蔡锷，京剧艺术家程长庚、谭鑫培。这些人物传记汇合起来，组成了近代史雄浑壮阔的历史画卷，读者由此能更加集中而形象地看到进入近代80年来，我们民族展开的前仆后继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看到志士仁人呕心沥血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由倡“师夷长技”先声，继而发动维新变法，到采取武装革命，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有其他出色人物，或以保卫共和政体，或从宣传新思想，或以兴办近代工业，或以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活动，对历史进程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或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起到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传记”与“综述”、“典志”配合，使《中国通史》展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采、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多年以来通史著作中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弥补，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人们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众多有作为人物的身上吸取丰富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白先生创立的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通史编撰体裁，为叙述中国几千年历史成功地提供了宏大而新颖的载体。在这种新综合体中，有对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状况的科学论述，有对历史发展主干、各阶段基本脉络和总相的论述，有社会各个横剖面的展示，有对历史运动主体--人的活动的生动清晰的描绘，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创造，具有丰富性、科学性、时代性的特点，学术界对此同样予以高度评价。曾经有过这种看法，认为旧的史书只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至于其形式等都是封建性的，毫无继承的价值。也曾有人担心采用这种体裁会不会搞成“新纪传体”。现在白先生及众多合作者拿出来的这一成功实践，对此已作出圆满的回答，而且有的省正在进行的编写本省通史，已决定采用这种新综合体。白先生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吸收了纪传体诸体配合、包容丰富的长处，而彻底摒弃其封建性，又吸收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外国史学著作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在批判继承、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再创造，使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的指导思想与新综合体的形式互为表里，完美统一。拿各卷中给人物传记较多篇幅这一点来说，这自然是吸收纪传体的长处，但又彻底摒弃纪传体后期把列传变成仕途履历表，和“人多体猥，不可究诘”的严重弊病。使之具有崭新的时代面貌，着重写出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读着这些传记，我们毫不感到是旧的列传的翻版，而是随处体现出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确是新时代的新创作。
    总之，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容丰富的煌煌巨著。它集中了“积一代之智慧”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在体裁上创造了新综合体的崭新形式，实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这部巨著的完成，是白先生和各位共同合作的专家们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二十一世纪献出的一份厚礼！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不顾高龄，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新精神，以一二十年的艰苦劳动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于我们后学实是最可宝贵的激励！这部巨著又昭示我们：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向，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坚持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神，就能不断推进史学走向新的境界。这对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WW于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