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纸莎草纸的缺陷与湮灭
    较之石头、泥土、木块、竹片等天然书写材料，纸莎草纸轻便、柔软、质地优良，易于书写，优势明显，所以在地中海世界广受欢迎。但它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足：一是原料产地单一，只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制作的场所也局限在生长纸莎草的沼泽边上，因而极易形成垄断；二是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这使其难以承受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只能通过水路运输。由于纸莎草纸的这些缺陷，人们很早就开始寻找纸莎草纸的替代品。
    根据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帝国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热衷于收集和抄写图书，为了使帕加马图书馆的藏书量能够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他遂打算从埃及大量进口纸莎草纸。为了遏制帕加马图书馆的发展，托勒密王朝国王托勒密五世下令将纸莎草纸制造方法列为国家机密，并严格禁止向帕加马输出纸莎草纸。欧迈尼斯二世不得不另辟蹊径，命令把羊皮处理成光滑的薄片，用其来代替纸莎草纸。据普林尼的说法，这种新型书写材料肇始于一个名叫查塔·坡噶米纳（charta pergamena）的地方，后来“羊皮纸”（parchment）一词就来源于这个地名。其实，帕加马人只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羊皮纸进行了一番改进而已，目前有实物可考的羊皮纸小册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6]（P156）而在更早些时候，羊皮纸还被称为membrana（中文译为“膜”）。有时人们将犊皮纸和羊皮纸混为一谈，但严格说来，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材料，犊皮纸从词源学讲与“小牛”有关，尽管拉丁语把羊皮和其它动物皮相提并论，但犊皮纸是牛皮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家养动物的皮，甚至鱼皮，都曾被用来做过书写材料，死胎羊羔皮和牛犊皮更是被誉为最精细和最薄的书写材料。现在人们一般习惯把由绵羊、山羊或其他动物的皮制成的书写材料统称为羊皮纸。
    与纸莎草纸相比，羊皮纸有一些明显的优点：从产地方面看，羊皮纸是地域辽阔分散的农业经济产品，可以就地取材，生产经营不易形成垄断局面，水路陆路运输皆宜；从质地方面看，羊皮纸更坚固、平滑、耐用；从费用上看，羊皮纸尽管成本不菲，如抄一部《圣经》就要用200到300张羊或小牛的皮，但与从埃及进口纸莎草纸的费用比起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作为有机物质，纸莎草纸会因时间、环境因素变旧，发生突变性化学反应，导致莎草纸卷损毁。在欧洲的罗马，特别是高卢地区，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为了保存纸莎草纸文献，人们不得不反复抄写。例如，罗马皇帝泰西德斯为了妥善保管好那些记载先人事迹的历史著作，曾命令官方抄写员每年抄写十个副本，然后送到图书馆收藏。罗马诗人马歇尔用警言提醒读者，一场雨水会损坏他的书，而用书来包炸鱼（显然有些人这样做了），会立刻使书蜕变。“约公元350年，恺撒利亚的潘菲卢斯图书馆有许多纸莎草纸卷已经损坏，需要用羊皮纸重新进行抄写。”[5]（P6）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从埃及出口到欧洲的纸莎草纸锐减。公元4世纪到5世纪间，纸莎草纸已经基本上被人们所放弃，羊皮纸书开始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书写材料。但到11世纪教皇本尼迪克特三世（1020年-1022年）还用纸莎草纸来书写诏书，只不过这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显示尊贵而已。[7]（P145）纸莎草纸文献彻底从欧洲消失了。[8]（P70-73）为保存纸莎草纸文献，欧洲早期的僧侣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纸莎草纸上的文献转抄到羊皮纸上。不幸的是，在基督教会主导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有关基督教的著作受到重视，而有关异教的著作则遭到忽视。于是重新抄写的过程，实际上演变成一个严格审查的过程。凡是《圣经》之外的著作，统统被毁掉，而只有那些与《圣经》有关的著作，才能被加以收录。”[9]（P45）“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数量庞大的文献遭到如此彻底的毁灭。”[10]（P160）
    而在阿拉伯世界，纸莎草纸的使命也在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统治时期基本终结。据伊本·纳迪姆在《书目大全》中的记载，哈伦·阿尔·拉希德执政时下令必须使用纸来书写。于是埃及人纷纷填平用于种植纸莎草的池塘、沼泽，清理沟渠的水道，拔除大量纸莎草，纸莎草种植和纸莎草纸生产逐渐绝迹。从此以后，中国发明的纸逐渐取代纸莎草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维也纳的赖纳特藏部有大约12500件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献，通过对这些藏品的研究，我们发现公元800年前的文字一律写在纸莎草纸上，而这个年代之后的文献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纸作为书写材料。相对纸莎草纸来说，纸生产方便，不易损坏，质地柔软，有弹性，折叠方便，易于保存，不像纸莎草纸那样容易发生风干、卷皱。
    四、纸莎草纸文献学的兴起
    纸莎草纸作为文明的载体和人类最古老的图书，记录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随着历史的变迁，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字渐渐演变成后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要文化遗产。1880年，学者们在埃及进行考古时首次发现了纸莎草纸文献，此后，成千上万的纸莎草纸文献相继出土，但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当时处于外国统治时期，大部分纸莎草纸文献流失到世界各地。[11]（P56-58）随着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纸莎草纸文献大量散入世界各地，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对纸莎草纸文献的研究，“纸莎草纸文献学”也随之兴起。许多欧美国家和俄罗斯十分重视对纸莎草纸文献的保护、编目、考证和出版工作，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院或系。目前，纸莎草纸文献主要分布在美国、德国、捷克、波兰、法国、英国、意大利、挪威、比利时、瑞士、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土耳其、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一些以埃及为代表的富藏纸莎草纸文献的阿拉伯国家。失散在阿拉伯国家个人手中的纸莎草纸卷文献肯定存在，但难以统计和研究。因此，要弄清纸莎草纸文献的确切数目很难。
    现存的纸莎草纸卷文献都是随出土文物一道发现的，因此从其物质形态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而从其所载内容来看，则又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所以，其修缮与保管工作尤其重要。过去由于没能正确掌握修缮、保护纸莎草纸文献的方法，致使大量纸莎草纸文献遭到毁灭。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纸莎草纸文献和纸莎草纸文献学。学者们正在开展紧密的合作，纸莎草纸文献的修缮、保管、解读工作都在积极稳步地推进。[11]（P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