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时代政治文明的复兴
    就像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无法分开一样，文艺复兴的内容与欧洲文明史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一切，是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存留在人们观念里的东西。这是文艺复兴运动能够使希腊、罗马古典政治文明复兴的历史基础，也是资产阶级能够在复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实现制度转型的历史根据。汤因比认为，“中世纪晚期，古代希腊文明在意大利的复兴对于西方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比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更为久远。此外，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不但比文艺方面为持久，而且还先于文艺方面。”[8]（P295）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时代政治文明的复兴，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1.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
    “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9]（P119-125）“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向往共和国，捍卫祖国独立自由。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政治生活。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由于绝大多数公民实际上都参与了公共事务，所以这种共同体格外坚强，体现出各城邦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不仅没有由于中世纪的到来而泯灭，相反在长期的“入乡（罗马）随俗（选举）”中发扬光大，成为中世纪“公民人文主义”复兴的源泉。巴伦在《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注：原文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1955年初版，1966年修改后再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参阅参考文献[9]。）中认为，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当时的意大利权力把握在少数贵族手里，具有积极参与政治传统的公民为争取组织行会和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0]（P194-197）在斗争中产生了不同于14世纪之前的人文主义精神，即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烦琐哲学和修辞学研究。这种新的公民人文主义主张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捍卫城邦国家的独立，积极参政，为共和国城邦服务。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既是对古典时代的公民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复兴，又是产生中世纪后期的共和国思想的源泉。从布鲁尼到彼德拉克再到马基雅维里，都提出了共和主义思想。“布鲁尼将一部罗马史当作最明显地证明他的这样一种信念的证据：人民只要有参加政府事务的自由便能创造伟大业绩，一旦这种自由从他们手中夺走便必然沦于堕落。”[4]（P139）早期人文主义者基本都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过多的专制权力，但布鲁尼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公民精神”的丧失。彼德拉克把爱国精神和行为看成是公民的能力和美德，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的宝库，他和布鲁尼等人都呼吁“恢复古代的美德”，称赞佛罗伦萨共和国再次出现。[4]（P143-157）在当时的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心目中，共和国是造就公民美德的最好政体。历史上，佛罗伦萨人民一直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斗争，并于1527年驱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了共和国。所以，昆廷·斯金纳认为：“政治学说的共和传统不仅保持了它在威尼斯的从未间断的延续性，而且于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了。”[4]（P225）就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而言，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2.城市民主生活的复兴
    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城市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公民平等地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传统，城邦的公民人人平等的意识深植民心。但在中世纪，这种传统和意识曾经被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的观念所侵袭。文艺复兴也使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平等意识得到复兴。市民民主社会和平等意识，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产生而复兴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大多始于10世纪后期，特别是11世纪，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和东西方贸易有联系的城市，早在8世纪就已经兴起。12世纪，因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意大利北部涌现出一大批饮誉西欧的城市。14世纪，西欧五千人以上的大城市占不到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五，而最大的城市大多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伦那、罗马、热那亚的人口均达五万左右。几个较早发生文艺复兴的城市，都是工商业发达之地。（注：转引自马克垚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随着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荣，意大利市民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独立主宰诸城市国家政治舞台的社会力量。1266年，佛罗伦萨由贵族与平民平分政权，一百名新兴工商业市民组成的“市民会议”拥有立法和监督行政大权。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行会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取得城市共和国政权。由市民上层制订的《正义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大工商业者对城市共和国的统治。13世纪末，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以法律形式将贵族排斥出市议会，标志着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形成。14世纪，“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11]（P76）在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市民意识得到了复兴和发展，构成公民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兴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12]（P449）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是资产阶级成长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