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古代日本有“贵人三年殡于外，庶民卜日而瘗”的习俗，这个习俗反映了古代日本等级制度社会中，殡礼仪的执行时间长短与死者的社会地位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此外，646（大化2）年颁布的薄葬令中规定“凡王以下，及至庶民不得营殡”，（注：《日本书纪》大化2年3月甲申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下，坂本太郎等校注，岩波书店，1970年，第295頁。）明确地将殡礼仪举行的权力局限在王族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在古代日本殡礼仪的进行不仅与生死观、灵魂观有关，而且与政治社会的秩序也密切关联。古代日本殡礼仪所透示的意义是多重的。（注：关于日本古代殡丧礼仪的作用，在以往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殡丧是期盼死者复活的阶段，即希望用哭泣、歌舞等手段将离去的灵魂呼唤回来；一是认为殡丧是镇慑亡魂的礼仪，其目的是为了攘除死亡所带来的污秽。这两种观点虽各有不同，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两种观点的视角都只局限于古代人的死生观或灵魂观，也许死者灵魂的再生或镇制亡灵确是举行殡礼仪的目的之一，但是人类学的礼仪研究结果却表明，礼仪所蕴涵的意义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义性的。”山下晋司：《葬制と他界観》，大林太良编：《日本の古代13·心のなかの宇宙》，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240-242頁。）
    一敏达大王的殡丧与王位继承
    进入6世纪，在大王（注：在古代日本，大王的称谓可以追溯到5世纪。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刻有“获加多支鹵大王”；同时代的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银象嵌铭大刀上刻有“治天下获□□□鹵大王世”之句。由于获加多支鹵的读音ワカタケル，与《日本书纪》《古事记》中所记载的雄略天皇的读音相同，故推断“获加多支鹵大王”即是雄略天皇。）的殡丧礼仪中，开始出现诔仪式。（注：诔礼仪本源于中国，在中国丧礼中，将棺柩入墓埋葬之时，由诔者向聚集的众人枚举亡者生前德行。《白虎通》载：“所以临葬而谥之何。因众会，欲显扬之也”，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2《谥》，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8页。《说文解字》载：“诔，谥也。谥，行之迹也”，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57页。因此有“贱不诔贵，幼不诔长”之规。参见朱彬：《礼记训纂》卷4《曾子问》，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4页。）据《日本书纪》载，585（敏达14）年8月，敏达大王亡没后，在位于河川汇合点的广濑建造了殡宫。在敏达的殡宫中，大臣苏我马子“佩刀而诔”，被大连物部守屋嘲笑为：“如中猎箭之雀鸟”；而当物部守屋“手脚摇震而诔”时，苏我马子则反嘲道：“可悬铃矣”。（注：《日本书纪》敏达14年8月己亥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下，第153頁。）马子与守屋之间的互嘲话语虽然多少带有夸张的成分，但二人皆颤动着身体进行诔的描述想必也是实情。依据646年颁布的大化薄葬令，日本在大化改新以前有“为亡人断发刺股而诔”的风俗习惯。除了苏我马子与物部守屋二人以外，同样在敏达的殡宫，敏达的宠臣三轮逆诔道：“不荒朝廷，净如镜面，臣治平奉仕”，（注：《日本书纪》用明元年5月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下，第157頁。）以表对敏达的忠心；而想继承王位的穴穗部皇子看到诸臣在殡宫进行诔的情景，则愤愤不平地说：“何故事死王之庭，弗事生王之所也”。（注：《日本书纪》敏达14年8月己亥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下，第153頁。）
    在古代日本的历史演变中，6世纪是世袭王权成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倭王权通过国造、屯仓、部民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进而削弱地方豪族的权势。在地方豪族对倭王权的从属度越来越高的同时，直属大王的中央豪族也因氏姓制度而被等级化。随着中央与地方豪族对大王向心力的不断增强，王位继承人的个人执政能力优先于血统的继承原则也发生了变化，前大王与新大王之间的血缘关系成为王位继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钦明朝（540-571）以后，大王的继嗣趋向王统的单一化及世袭化，钦明一族世袭王位成为定则。
    然而，6世纪之际，由于还存在有力豪族与私有民之间的君臣关系，因此有力豪族对王权的政策决定拥有发言权。在大王之下，分别设有由臣姓及连姓豪族担当的大臣、大连两个最高执政官职，每逢重大决策时，还要加上其他若干豪族进行合议。敏达殡宫中登场的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就分别是当时的大臣和大连，而另一登场人物三轮逆作为宠臣也是参与合议的豪族。
    当时王位继嗣的最终人选是在前大王死后才进行定夺的，因此有力豪族的政治地位使得以王位继承为目标的王族与豪族紧密结合，而豪族为了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各自聚集在其拥立的王位继承候补者的周围，形成不同的政治集团。前大王死后，围绕着王位继承，王族以及有力豪族之间的抗争往往会激烈化，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敏达死后的情势即是如此。
    自钦明朝以来，改新派苏我氏与保守派物部氏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敏达殡宫中的互相讥讽，不仅反映了苏我马子与物部守屋的对立，而且预示着二者之间更大的殊死争斗。敏达死后，钦明的第四子、有着苏我氏血统的用明大王即位，这显然与苏我马子的意志有关。深感危机的物部守屋，策划拥立钦明的第三子穴穗部皇子。587（用明2）年4月，在位不过一年多的用明病故。围绕着王位继承等问题，马子与守屋之间的矛盾激化走向军事冲突，马子举兵讨伐守屋。在两军对战中，守屋死于箭下，物部军大败。同年8月，钦明的第十二子、具有苏我氏血统的崇峻大王即位。
    值得注意的是，敏达的殡丧时间竟长达5年8个月之久，直到591（崇峻4）年4月，敏达的葬礼方举行，其间经历了用明、崇峻两代大王的即位以及用明的葬礼。在律令制形成以前，前大王的丧葬与新大王即位的时间关联一般有两种情况：（注：井上光贞：《古代の王権と即位仪礼》，《井上光贞著作集〈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五，岩波书店，1986年，第317-318頁。）一是“前大王崩--前大王殡--前大王葬--新大王即位”；二是“前大王崩--前大王殡--新大王即位--前大王殡--前大王葬”。然而，像敏达殡丧这样经历了两代新大王即位的丧葬却是少有的。究其缘由，应该与上述敏达死后的王位继承之争不无关联。换句话说，前大王的殡丧是新大王的地位巩固与否的一个折射。这一点在7世纪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