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之父”，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歌集》、《阿非利加》、《秘密》等著作，成为反映他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素材，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这些著作之外，彼特拉克在一生中还写了大量的书信，而且最后亲自编定成册。由于这些信件并不是普通的书信来往，而是彼特拉克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载体，因而，它们同样是研究人文主义者思想的重要材料。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其书信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几乎没有专门探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从全面的角度认识彼特拉克的思想，甚至不利于全面理解早期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本文尝试通过彼特拉克的书信，来分析彼特拉克的心路历程，勾勒出一个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精神面貌。（注：本文中所引用的彼特拉克的书信，均来自Aldo S.Bernardo翻译的彼特拉克通信集（Francesco Petrarca,Leters on Familiar Matter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此后不再特别注明。）
    一
    彼特拉克特别善于用书信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方面是因为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使他不断辗转各地，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相互交换思想成为一种习惯和必然；另一方面，彼特拉克所崇尚的古典学者，如西塞罗、赛涅卡等都有大量的书信留存，尚古的风气也影响着彼特拉克用书信作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时，在彼特拉克所处的时代，书信体作品也是非常流行的，无论是比他早的但丁，还是略晚于他的薄伽丘也都热衷于书信的写作。书信体的形式也非常适合时代的特点。在刚刚摆脱中世纪和新思想开始萌芽的转折时期，人们还没有形成非常有系统的新思想，更多得是一个个思想的片断和个人对不同问题的理解，人们需要的是自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书信体可以使人们不拘一格，以自我为中心自由地宣泄感情和思想。
    彼特拉克写作书信的数量是惊人的。尽管我们无法具体统计彼特拉克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书信，但是我们还是从他亲自筛选和编订的书信集中窥其大概。彼特拉克对自己的书信进行过两次编辑，第一次编辑开始于1359年，到最后完成时，该书信集选择和整理了自己在1325年到1366年的主要信件。尽管在编辑的时候经过了精挑细选，但是这一书信集所收录的书信也多达350封，共分成24书。第二次编辑自己的书信开始于1361年，到完成时包括了自己从1361年到1373年的主要书信，计128封，分成17书。因此，仅仅编辑在书信集中的书信就近500封。
    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在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同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主教等广泛通信，也同国王通信，既同同时代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通信，也同当时大学教授、律师和一般的朋友通信。在宗教界我们要提到红衣主教科隆纳。在第一集的通信中，他就同科隆纳通信22封。他与红衣主教科隆纳家族过从甚密，甚至据说还给这个家族担任过很长时间的秘书。在《致后代》的信中，他这样描绘了与红衣主教的关系，“我在嘉科莫的弟弟，红衣主教乔瓦尼·科隆纳的宫廷里度过了许多年，他一点也不像我的主人，倒像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是我最挚爱的弟兄，不仅如此，我在那里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注：To Posterity.）这种情同父子和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彼特拉克受益匪浅，他不但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使他能够很容易地结交上流社会，因此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都向科隆纳请教。在通信的国王中我们要提到罗伯特，他与罗伯特国王也是交往甚笃，一直被奉为座上客。在人文主义者中，他与薄伽丘通信频繁，在第一集中收录了与薄伽丘的10封书信。另外，一个被彼特拉克称为“苏格拉底”的人对彼特拉克非常重要，不但收录了不少与他的通信，而且彼特拉克所编定的通信集也是献给他的。在古典学者当中，他尤其青睐西塞罗、赛涅卡、瓦罗、昆体兰等人，该通信集中同样收录了与他们的通信。
    关于彼特拉克书信的筛选标准，伯纳尔多（Aldo S.Bernardo）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概括。他认为，彼特拉克遵循了六个原则：信件所谈论的事情必须是共同关心的，一般的读者必须能够理解；信件本身必须是完整的，内容必须有头有尾；信件的价值必须来自于信件本身，而不是附加的东西；信件尽可能不与其他的信件内容相重复；信件所谈论的事情不可能在后人看来有失尊严；无论是信件的写作还是内容都不能给人漫不经心的感觉。（注：Aldo S.Bernardo,The Selection of Letters in Petrarch's Familiares,Speculum,Vol.35,No.2（Apr.,1960））应该说，彼特拉克对信件的选择，就是在成熟时期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总结，他剔除了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或者自我否定的部分，而留下了最能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怀的部分。通过信件，他想向人们传达他对自我的评价，传达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