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以《提问中日关系》为题，用一版半篇幅发表中日两国学者和网友关于当前中日关系、特别是对待日本侵华史的不同观点。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冈部达味先生（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原首席委员）的观点独具代表性，值得注意。他认为，（一）二战后“法德友好关系的形成及欧盟的建立是法国人宽恕了德国人才实现的”；“有人说德国没有对被它侵略过的国家道歉，其实德国已有口头上的谢罪，他们谴责了希特勒和纳粹”；“有名的勃兰特‘下跪谢罪’，是向犹太人而不是向波兰人和法国人谢罪”。（二）当代的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历史已经不可能有“个人感性记忆”了，中国人应该建立的是“集体理性记忆”；因为“他们的（集体）感性记忆是宣传的产物，这些宣传引发了狭隘民族主义”；“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很好地控制这部分人的情绪”。
    这里提出的问题，实质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如何对待自身的历史。德国做出了榜样。我们先看国际社会怎样清算德国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再看德国人怎样反思本国历史和重建民族发展目标，德国怎样向一切受害国和受害民族谢罪。与此相对照，再看日本某些政治势力和社会人士如何认识本国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在此基础上，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
    一
    国际社会和德国自己对纳粹历史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算。
    1945年6月26日至8月8日，伦敦国际会议研究并通过《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国际军事法庭规章》。根据同年6月20日国际军事法庭发布的第10号法令，纽伦堡法庭惩办犯有战争罪、反对和平和反对人道罪的人员，从1945年11月开庭至1946年9月30日闭庭，累积的审判记录和证据文件达42巨册。全世界因此真实地看到纳粹政权的阴谋和暴行，12名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被处以绞刑，余者处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此外，美法英等西方国家还在各自占领区分别审判罪犯，共判处5025名被告，处以死刑者达805名。苏占区判处被告共45000人。可以说，除了纳粹党魁希特勒自杀及个别纳粹分子潜逃国外、匿名避罪之外，犯有各种罪行的法西斯匪徒都受到了应有惩处。法律惩办既伸张了正义，又教育了德国人民。调查显示，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无可辩驳。
    纳粹涉案人员受到管制。美占区占领当局规定，凡在1937年5月1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一律解除职务，并禁止在私人经济中就业，只允许他们从事最笨重的辅助劳动。数以百万计的纳粹涉案人员被分作主犯、一般犯、轻犯、胁从者、无罪者处理。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联邦法庭又审理了96万宗案件，约23000名重犯和一般犯被判终身不能担任公职（后经上诉减至18000名）。此外，苏占区逮捕6万多人，辅之以剥夺私人财产。同时，肃清纳粹党人及其外围人员在地方上的势力[1-1]。
    德国人民也对纳粹历史进行了全民性反思。
    纳粹政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累累暴行，也使德国民众深受苦难。战争罪责问题成为极其迫切的道德问题。盟国强调全体德国人都要对纳粹暴政负责。他们要求德国人参观集中营，帮助掩埋遇难者尸体，观看纳粹罪行和审判罪犯的电影资料。纽伦堡审判期间，报刊、广播一直跟踪详加报道，披露诸多纳粹内情。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书籍，极大地震动了德国民众的心灵。他们万分羞愧，自责希特勒为什么会在德国上台？个人在纳粹暴政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如何重建德国的价值观？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佩斯（Karl Jaspers,1883-1969）认为，“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给德国人的灵魂带来必要的、彻底的新生”。雅斯佩斯的一系列演说和著述，力图就战争罪责问题做出既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证，又能唤起德国人“重建自己”的希望和自尊。1946年，他出版了名著《罪责问题》。该书把罪行区分为：刑事罪，这要由法庭解决；政治罪，要求征服者用武力和权力强行解决；道德罪，要求人们反思、忏悔，以便得到新生；抽象罪，由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整体，每个人对待不公正，都应当分担责任。雅斯佩斯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责。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并接受这种责任带来的政治后果，应当承认和接受外国所提出的惩处、问责和赔偿要求，凭良心独自反省。“如果不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永远不会发现真理”[1-2]。德国天主教会参与了这场良心自救运动。自由派天主教领袖们通过《法兰克福杂志》发出号召：在12年异教信仰和虚无主义之后，德国人必须实现宗教复兴和道德重建。政论作家们进而批判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精神”。著名史学家迈内克（1862-1954）的著作《德国的灾难》认为，纳粹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灾难，是现代历史、特别是德国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产物；德国未能将精神和权利、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而铸成通向希特勒主义毁灭道路的历史根基[1-3]。与此齐名的还有格哈德·里特尔的著作《欧洲和德国问题--论德国国家思想的历史特点》。它们都被视为战后德国人民反思民族传统的代表作。这场历史反思运动遍及美英法苏各占领区，不仅使德国民众获得精神新生，也使他们愿意与盟国合作清算纳粹罪犯。
    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法国西部城市卡昂共同纪念美英法联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施罗德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说：“在德国，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欧洲已经从战争中汲取了教训，我们作为德国人更不会回避这一责任。”
    我至今弄不清楚冈部先生说“有名的勃兰特‘下跪谢罪’是向犹太人而不是向波兰人和法国人谢罪”这类话的用意何在。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为了签订德波《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而去波兰。他对纳粹战争罪行的态度，极大地促进了德波友好，双边条约于同月签订。也许，冈部先生的真正用义隐藏在下面的话里：“法德友好关系的形成以及欧盟的建立是法国人宽恕了德国人才得以实现的。”换句话说，中日要想友好相处，中国必须首先“宽恕”日本，而不是看日本是否认罪。这怎么能行？！且不说中国老百姓通不过，单说他理解的、强加于法国头上的“先宽恕”“后友好”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德国不仅对犹太人一再认罪、谢罪，而且对其他受害国同样一再认罪、谢罪，--纳粹罪行成了德国永恒的“历史记忆”。也只有在这种持续的、真诚的历史反思中，德意志民族才能实现“涅槃”般的永生，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首届总统特奥多尔·豪斯（1884-1963）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时说：“无论现在和将来，这段历史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豪斯早年就是反法西斯斗士，遭受过希特勒的迫害。1955年，他公开声明：“纳粹的侵略罪行是集体的耻辱。”
    1951年4月，上任不久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1876-1967）首先访问的是法国。同年9月27日，他在政府声明中说：“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罪恶一刀两断。”阿登纳曾是坚定的反纳粹政治家，二战期间两次被捕入狱，是盟军解救了他。他上台后，向法国诚恳道歉并得到法国人民的宽容和谅解。1963年1月，阿登纳第3次访问巴黎，签订《德法友好合作条约》。
    1970年12月7日，德国新任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早年“犹太人隔离区”向死难者敬献花圈，蒙蒙细雨中他突然双膝跪倒在纪念碑前。这一惊人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波兰人。勃兰特曾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国外，战争结束始得回国。他本人与纳粹没有任何瓜葛，但是却没有回避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范。他的名言是：“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85年5月8日是德国法西斯投降4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是无法‘超越’的，……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4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波兰时再次表示：“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1995年6月，联邦总理科尔继勃兰特之后，在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又一次双膝下跪，重申国家的道歉。同时成立的德国“赎罪委员会”向二战期间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事实上，德国政府一直在进行战争赔偿。它根据联邦议院1953年通过的《战争受害者赔偿法》，至2000年实现的战争赔偿额高达1522.6亿马克（折合760余亿美元）。目前，这项赔偿还在进行。1998年，现任总理施罗德大选获胜后发誓，要对那些还没有获得赔偿的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
    德国的认罪、赔罪是彻底的、全面的。它向受迫害最深的犹太人赔罪，向一切受害国和受害人赔罪、谢罪。德国的历届总统、总理都抓住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反思历史、道歉和忏悔。德国人这样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崇高敬佩。没有谁会把今日的德国人同纳粹相提并论。今天，如果要求日本领导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或者相关战争事件的纪念活动并且象德国领导人那样表达谢罪的肺腑之言，简直是奢望和梦想！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有这种权利吗？难道日本的政治家们就没有这样做的义务和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