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战结束后，日本又是怎样“清算”侵略罪行和反思历史的呢？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宣言》并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全权代表对美、英、中、苏及其他盟军正式签署投降书。
    说起日本天皇，他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在日本国家、大和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近代侵略战争中扮演号召者角色。当日本陷入战争大溃败之际，走投无路的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反复琢磨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逃脱最大的战争罪责，最后形成了“终战”“玉音”。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项终战诏书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对日本保留至今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具有无限影响。天皇裕仁在“终战诏书”中只是承认日本已经停止战争，根本没有使用“战败”和“投降”的语汇。他重申自己在开战诏书中宣布的日本国家宗旨是“自存和自卫”。诏书最后一段的用意最为狡猾，图谋保留国体，蒙混过关，“加强以他为中心的国内团结”。“朕于兹得以维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忠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情激之处，乱滋事端，或同胞排挤，互乱时局，因此误大道，失信于世界，为朕最戒之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固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玉音诏书”主要涉及“维护天皇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维持秩序”。中国战争根本没有提及，侵略行为被“忽略”，军队因他们对天皇的忠诚而得到褒扬。“终战诏书”把裕仁自己重新打扮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军国主义者、战争中完全被动的旁观者”，从而逃脱战争罪责[2]。
    其实，“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8年间，国民的生活、精神、甚至生命，都牢牢地系在这场战争上。即使被失利的战局和物资的匮乏逼得走投无路时，也凭着坚信‘天皇的神话’和‘不败的传说’赖以苟活下来。对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战败，那是连说也不能说一下，连做梦也不愿梦到的事。”当日本国民听到“玉音诏书”的时候，“只觉得广播的声音不是天皇的语调，再加上没有听懂，不少人把‘投降’的意思误听为‘本土决战’、‘一亿人捐躯’……怎么还说是无条件投降？”战败消息传开以后，聚集在天皇宫城前的人群中发出一片呜咽之声。“天皇陛下，请宽恕我们吧。由于我们无能而导致战败。”于是，日本社会陷入精神崩溃。
    而军人、右翼分子疯狂叫嚣：“不能承认战败，要彻底抵抗，直至在本土决战。”他们试图发动政变。8月14日上午，当陆军省军务局一批军官得知天皇即将发表投降诏谕后，突然闯入近卫师团司令部，企图说服师团长参加他们策动的政变。师团长断然拒绝说：“谨奉天皇的圣旨，实行和平停战。”带头闹事的军官立即结果了师团长的性命，并以近卫师团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心阻止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敕，切断通讯，胁迫天皇重新决断。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录音盒，政变不果而终。8月15日，有一伙人袭击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官邸和私邸。由于首相逃脱，暴徒焚烧私宅而去。同日，另一伙人焚烧了枢密院议长的私邸。此后，接连发生多起叫嚷“本土决战”的叛乱。混乱一直持续到8月24日。随之而起的是“自杀殉国”浪潮。自杀身亡的有各级军官和士兵以及政客，甚至军人家属。选择“集体自杀”的也大有人在。多起“叛变”事件的“政变者”企图推翻在任内阁，拥立主张本土决战的“军部”人士上台。日本陷入了“虚脱状态”[3-1]。
    除了精神上的迷茫之外，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同样给民众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日本陷入了德国纳粹那样的崩溃黑暗。可是，日本却没有获得德国那样的新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得到了美国的“政治宽容”。
    日本战犯和战争涉案人员在总体上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办。从1946年4月29日至1948年1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甲级战犯控以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危害人道罪。被处以绞刑的有东条英机等7人（他们的牌位至今供奉在靖国神社），被判处徒刑的有18人。1946年1月，美军司令部曾发布《褫夺公职令》（1947年1月增修），5月发布《褫夺劳动令》，涉及地方议会议员、市町村长、统制团体、大银行、公司、出版团体、职业军人、宪兵、谍报人员等20余万人（其中有军人183000人）。但是到1948年，占领当局转而把矛头对准“赤色分子”，1951年则干脆撤销了各种褫夺公职令。法庭认为，天皇只负“间接责任”，决定不予追查。
    独占日本的美国当局对日本的改造格外“宽容”。继1945年12月1日抓捕59名战犯之后，在任的币原喜重郎首相“请求盟军总部将4名犯有战争罪行，但内阁‘必不可缺少的人物’（藏相、法相、商相、国务相）放在整肃之外，并得到了准许”[4-1]。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逐步放缓、放弃了清算活动，也彻底改变了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本应被追究头等战争罪责的天皇，最早得到“宽恕”。1946年1月1日，美国占领当局颁布由币原喜重郎首相用英文起草的《天皇非神宣言》，肯定1868年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明确表示要维护天皇制。1951年5月，占领军总司令部同意根据《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宣布占领时期发布的诸多法令失去法律依据予以撤销，释放关押的全部战犯，恢复垄断财团，日本被正式纳入冷战体系。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名义上撤销占领军总司令部，但驻日美军原封未动。1945-1946年，天皇偶像一度冷落。50年代初，天皇“崇拜热”复又升温。朝鲜战争爆发为日本带来美军“朝战特需”，日本经济开始迅速复苏。占领当局允许日本创建警察预备队（后为“自卫队”），重新武装日本。美国重视日本作为军事基地的重要性。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安保条约”），目的就在于保障日本在远东军事基地的地位[3-2]。
    在未被判处死刑的重要战犯中，岸信介于1957-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弟佐藤荣作于1964-1972年曾三次任首相），贺屋兴宣后为国会议员、法务大臣，正力松太郎后为国务大臣、读卖新闻社老板，井野硕哉后为法务大臣，等等。他们在看守所中的生活悠哉游哉[3-3]。
    日本战时内阁首相东条英机罪恶的一生，浓缩了日本军国主义盛极而衰的命运。他虽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极刑，但是，他的阴魂活跃于当今日本右翼政治家们的头脑之中。他的灵牌供奉于靖国神社，受到人们祭拜。日本现任首相小泉已经连续4年前去参拜了。
    犯下累累罪行的在华日本侵略军，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10月25日在台北先后举行投降仪式，遗留下近300万日俘和日侨[4]。然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没有严肃惩办在华日本战犯。国民党、蒋介石专注于打内战，甚至利用日本战犯为其出谋划策，奉之如上宾。
    迫于全国民众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惩办一些日本战犯，而对待在华头号战犯却采取“舍将保帅”的政策。
    1945年10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日本新阁与战争罪犯》，列举战犯名单，希望币原喜重郎首相组阁时不要将侵华战犯包括在内。11月20日，原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大将在东京陆军大学自杀身亡。12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纪念南京大屠杀惨案专刊，发表社论《永不宜忘的一日--旧的血债，新的警惕》，指出被害中国人应在25万人以上。12月15日，中国解放区日本战犯调查委员会公布首批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冈村宁次、寺内寿一等人。12月16日，侵华主谋之一，日本战时首相近卫文自杀。从1946年4月19日至翌年5月27日，国民党政府惩办战犯速度缓慢，经正式审判处决者仅区区5人。不少战犯是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
    对此，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七七事变口号，要求严惩冈村宁次等一切日本侵华战犯。随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速度有所加快。截至1948年11月12日，除远东（东京）军事法庭判决一批战犯之外，中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法国、菲律宾等国49所军事法庭共判处日本战犯死刑984名，执行920名。现有的统计是，至1949年1月26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设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重大战犯517名，仅判处死刑148名。
    1949年1月5日，新华社发表短评《反对美国释放日本侵华战犯》。但国民党政府军事法庭却于1月26日宣布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陆军大将“无罪释放”。这是一桩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对中国千千万万无辜牺牲者的亵渎。1949年1月29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共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将冈村宁次等260名战犯送回日本[5]。日军在华头号战犯、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1884-1966）在中国疯狂推行“三光”政策，是罪大恶极的凶手。后来，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又被蒋介石聘为秘密军事顾问，为蒋策划进攻解放区。释放回国后，他于1950年被聘任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6]。